92阅读
为上帝的荣耀而奔跑(下)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您讲述的是奥运会冠军李爱锐的信仰见证。
1 1924年七月十七日,爱丁堡大学毕业典礼。李爱锐获得学士(B.S.)学位。
爱锐在苏格兰长老会的出生地,登上诺克司(John Knox)宣告胜过罗马教凯旋的讲坛,及时的说:在宾夕维尼亚大学的大门上,有这样的铭辞:“在失败的尘土中,或在得胜的桂冠里,如果尽上最大的努力,都能够得到荣耀。”有人已经尽力而为,但没有得到胜利的冠冕。他们也有分于同样的荣耀。
李爱锐所引用的铭辞,是1908年在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宾夕维尼亚主教讲的,爱锐从早年就一直记在心里。爱锐在去巴黎以前,就申请入学爱丁堡的苏格兰公理会学院。因此,留苏格兰一年。他也参加了好多场比赛;更作GSEU多次聚会的讲员,影响了不少青年人,奉献传道事工。 1925年六月二十七日,爱锐在格拉斯高的 AAA 业余运动会中,赢得了最后的竞赛。在给奖典礼上,李爱锐讲话:“我生活的铭言是,如果事情值得作,就值得作好。我告别四年的径赛。”一个礼拜后,他乘船出发去中国。
格拉斯高的报纸,刊出了一幅漫画:李爱锐身穿运动背心短裤,牧师硬领,下面四句短诗: 他去中国跑另一个赛程 像奥林匹克一样勇往直前而且坚定 如果终点一时还难以知明 以他特有的速度,我们裁判他必胜。
2 成百的人,聚集在他家门前,等候同他道别。登上火车,爱锐从窗口向送行者喊话,没有谁能听见。爱瑞唱起他所爱的诗歌:“日光所照万国万方,基督主权统治无疆。”群众一同唱和,在宏亮的歌声中,火车缓缓驶离车站。
他开始新的赛程。
地上的显耀渐渐隐去,属天的荣光彰现。若不是主大爱的吸引,谁能使这青年的运动新星,甘愿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孤独的爱锐,有尽多的时间默想,准备面对中国的工作。经过换乘西伯利亚铁路,转南满铁路,到达天津,是七月末的时候。新学书院还未开学。李爱锐正好趁时与同事的教员熟识,适应新环境,并重新学习他遗忘的“母语”。新学书院创始人赫立德博士(Lavington Hart)是校长,有英国教员五人,中国教员二十五人,学生约四百有一天,他回到和父母同住的家中,颓然倒在椅子上。他告诉父亲:“学校要我教英文,那是我最差的科目。而且我中文太差,怎能够向学生讲耶稣?”父亲告诉他,不用急切求全。他的中文慢慢会自然回来;同时并提醒他,可以使用上帝给他善跑的特别恩赐。李爱锐在授课之外,还教导体育。不久,爱锐成为最受欢迎的教员。他兼教化学,能够胜任各种科目,在课外许多学生乐意来家中,参加他的查经班。
3 1934年三月二十七日,李爱锐和芙洛在天津联合教会结婚。婚后,生有两个女儿。
1936年,伦敦会因为萧张的事工极度缺人,调爱锐往那里;在萧张医院作医生的哥哥罗柏,也催促他前往。那年九月,将芙洛和孩子留在天津,爱锐自己坐骡车去到萧张,先试能否适应。到后,那里的教会欢迎“李少牧师”,也有一位王凤洲可以为他翻译,补助语言的不足。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大片土地,迅速的被日军占领。次年,罗柏医生自己染病,和妻女回英国休假。萧张医院只有瘦小的护士安妮(Annie Buchan)一人,没有合格医生;爱锐仅懂些微急救,也只得充数。所需要的医药及供应,要长途跋涉,从天津运来。有一次,途中遇到匪徒抢劫,失去所有的物品;他只得回去,再次用骡车运来。这次在路上遇到一个中国画家,被日军砍头,差点伤及气管。爱锐救他上车,以简陋的设备,竟然奇妙的使他痊愈。那画家绘制了一幅牡丹送他, 爱锐彩印赠给朋友,记念上帝奇妙的救护。
1940年冬天,日本为了履行轴心国联盟,占领了爱锐住家所在的法租界。
1941年二月,在萧张的医院被拆平。为了要“集中保护”,把英美侨民,包括爱锐家人,都迁移到天津英租界。
五月,战争风云紧密,为妻女安全着想,爱锐趁着海上航行还没有断绝,及时把怀孕的芙洛,和两个女儿,送上船回加拿大。他们在地上将不再见面。但爱锐记得母亲的话:“爱主的人,没有最后的离别。”
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奇袭珍珠港,并攻击香港,美英对日宣战,与日本成为敌对国。在租界侨民的行动,受到限制,日军规定:不准有十人以上的聚集,包括宗教聚会。爱锐想办法印好同样的经文和秩序单,预先分发给几个家庭,主日同时举行“茶会”。如此,没有停止过聚会。
4 1943年三月十二日,命令颁布了:所有英美敌国平民,于三月二十六日,迁移到山东潍县,每人限带衣箱两件。
潍县的乐道院,一度曾是广文大学的校址,现在成为平民集中营,约有一千五百居囚。四面围墙,装有电铁丝刺网,碉楼有日军居高临下驻守监视,夜间有强光照射灯。那时,战争紧急,食物供应短缺,很多人衣衫褴褛,营养不良,而致形销骨立。不过,管制倒不太严紧,他们可以在主日聚会,并且组织了学校,使孩子们的教育不会停止;“爱锐叔”是数学,物理教员,当然领导体育,又是最受欢迎的主日讲员,领查经班,还要充任翻译。同时,要负责在三个大厨房之一工作。
萧张医院的安妮,本来转到北平协和医院工作,看护一个重病的人;现在也来到了潍县乐道院。他看到一个瘦削的人,穿着宽大的花衬衫。几年的分离,已经认不出旧日的朋友;只有他真诚可亲的笑容未改,使他认出那是爱锐!
爱锐笑着,指他身上的衬衫说:“这是芙洛房间的窗帘改作的。”
1945年,集中营的配粮更减少了。里面的人反倒欢欣,从漏进来的消息,知道日本支持不了多久。
有一天,安妮看见爱锐独自坐在院中的条凳上,垂着头。走过去问:“芙洛和孩子们好吗?”
“感谢神,他们都好。…只是最担心我没有给芙洛够多的时间。”眼泪流下他疲倦的脸颊。
一月中,爱锐到医院去。见到安妮,他说:“我的头脑里面有严重问题。”几个医生诊断,说是营养不良,重感冒,鼻窦炎等,没有致命的病征。一月底,收到国际红十字会送来的食物,营养改进了些;但爱锐的病情没有进步。
安妮看到他的改变,知道爱锐不肯称病的习惯,显然更为担忧,勉强安置他在简陋的医院里。现在,爱锐表现出神经的病征。他讲话断断续续,行步也极困难,右腿部分瘫痪。医生们怀疑是脑瘤,但限于设备无能为力,当作中风治疗,叫他完全休息。
不知怎地,爱锐的健康似有恢复。他竟然能够起来走路,还探访朋友,并参加聚会。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他出去散步,到邮局寄了一封短信给芙洛。
下午,遇到一个从前主日学学生。看到爱锐神色很不对,精神恍惚,咳嗽又呼吸急促,说不出话,他赶快叫人来救助。
安妮刚下班,听到了消息,急忙跑来,来到床边,拉住他的手,喊着说:“爱锐,对我说,你想那里有毛病?”
“他们完全不懂…”接着,喃喃说些无人理解的话。以后,呼吸困难,昏迷又再醒转。
安妮用手臂抱着他。李爱锐最后的话:“安妮,完全的降服。”看着他睡去,进入永恒,安妮的眼泪从脸上流下来。
第二天,大雪掩盖着全地,一片纯白。
二月二十四日的安息礼拜,由伦敦会资深宣教士柏理生牧师(Rev. Arnold Bryson)主持。大礼堂坐满了人,在门外的人更多,为这位只四十三岁的福音短跑选手送别。
十天后,举行李爱锐追思礼拜,由爱锐的老朋友顾玉麟主持。会中唱他喜爱的诗歌“我灵安静”;安妮追述他们在萧张的日子。
几个月后,日本投降了。听众朋友,对李爱锐来说,正是圣经提摩太后书 4:7-8所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听众朋友,这就是李爱锐的信仰,为了上帝的荣耀奔跑的基督徒。他的传奇人生被拍成了电影《火的战车》,该片获得1982年第5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