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01 1740阅读
作者: 杨腓力
｜来源: 全球爱之音
我所知者，他人亦知。
当恩典起舞，我亦将起舞。
－奥登(W.H. Auden）
作者：杨腓力 播音：雪鸽
第三部 恩典的非议
“《圣经》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爱每个人吗？”
“《圣经》啊！当然啰，里面讲了不少东西，可是根本没有人想去做呢。”
－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
每当我觉得无聊的时候，就会打电话给我的朋友麦伟。我没见过像他那样精力充沛、无拘无束的人。他走遍世界各地，飨我以多彩多姿的经历：在加勒比海的鱼群中潜水；在摩洛哥的清真寺塔顶，踩着陈年鸽粪，为了要拍摄日出镜头。麦伟是个极为慷慨的人，也就自然成了小贩的叫卖目标。如果我们坐在户外餐厅，有卖花的经过，他一定会买束花，只为了让我太太眼睛亮一下。如果有人替我们拍照，即使漫天要价，麦伟也马上首肯。他不顾我们的反对，说：“这是回忆。回忆无价哪。”他谈笑风生，令侍应生、经理及和台人员都为之忍俊不住。我们在芝加哥市区的时候，麦伟去密西根州作基督教影片拍摄顾问，常常顺路来看我们。我们出去吃饭、逛画廊、轧马路、看电影，或在湖边漫步直到深夜。然后麦伟清晨四点钟起床，穿好衣服，拼命打字打上个把钟头，弄好一份三十页的报告，当天下午要交给密西根的客户。等我跟太太把他送上计程车去机场，总是又累又高兴。没有哪个朋友像麦伟一样，令我们的生活如此充满生趣。我住的那一区有很多同性恋者。还记得有次在路上对麦伟开玩笑说：“同性恋与纳粹有什么不同？”我把挺直的纳粹敬礼的手变成软趴趴的姿势：“六十度的不同。”我太太又加了句说：“在这里，你马上就能看出谁是同性恋，他们有种气质，我一定知道。”我们与麦伟已经交往五年。有天麦伟打电话，问我可不可以与他在芝加哥机场附近的一间饭店见面。我准时抵达，自己在餐厅坐了一个半小时，看报，看菜单、看糖包背后的说明，或任何其他能读的东西，可就是不见麦伟的人影。等我不太高兴地要起身离开时，他冲了进来，拼命道歉，声音发抖。他走错了地方，而芝加哥又大塞车，现在离飞机起飞只剩一小时。他问我是否可再坐一会儿，帮他平息心情。当然可以，我说。麦伟折腾了一上午，已经乱了方寸，几乎要哭出来。他闭上眼，深呼吸几次，开始的那句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腓力，你大概早就猜到我是同性恋吧？”不，我从来没有那念头。麦伟有个爱他、忠于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他曾在富勒神学院教书，在“福音恩约教会”牧会，而且在基督教界拍电影写过畅销作品。麦伟是同性恋？怎么可能？我当时虽然住在同性恋者出入的地区，却不认识半个同性恋者。对他们的圈子，我毫无所知。我讲过同性恋笑话，并且对住在郊区的朋友讲过同性恋游行(在我住的那条街)的种种，然而我不认识同性恋者，更别提朋友了。与他们交朋友的念头会令我厌恶。现在，我却听自己的挚友讲他隐藏、我从不知道的一面。我坐在椅子上，自己也深吸了几口气，要麦伟讲出他的经历。我提他的故事，并没有揭穿他的秘密，因为他已经著书公开自己的身份，题为“门前陌生客：在美国身为同志与基督徒的故事”( Stranger at the Gate：To be Gay and Christian in America)。书中提到了与我的交情，也提到了先前代为捉刀写书的一些保守派人士薛华( Francis Schaeffer)、罗伯森( Pat Robertson)、诺斯中校( OliverNorh)、葛培理、克理斯威尔(W.A. Criswell)、贝克夫妇( Jim andTammy Faye Bakker)、法威尔( Jerry Falwell)。他们与麦伟合作写书之际，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秘密，所以有些人对他的不谅解也可想而知。我先申明，有关同性恋的神学与道德议题虽然很重要，在此我并无意深入探讨。我写麦伟的故事，只为一个理由：我们的友谊大大改变了我，告诉我当如何以恩典的态度看待“另类人”，即便与他们有着无法调解的意见分歧。我以前想当然地认为，同性恋是人选择的糜烂生活，但是从麦伟身上我得知，事实并不尽然。正如麦伟在书中披露的，他从青少年时期就有恋慕同性的倾向，而且想办法抑制这种倾向，长大后也拼命找“治方”。他禁食、祷告、被抹油医病，参加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带领的赶鬼聚会，并且接受“厌恶疗法”，就是每当他看男人的照片有反应，会受到电击。有段时间，药物治疗则令他昏沉，失去了章法。最重要的是，麦伟竭尽所能地不想成为同性恋者。我记得有个深夜，给电话吵醒。麦伟懒得说他是谁，径自以平板的声音说：“我现在站在五楼的阳台对着太平洋。给你十分钟告诉我，为什么我不该跳下去。”这可不是为了引人关注的闹剧。不久前，麦伟才企图自杀，差点酿成惨剧。我用尽了在当时的迷糊状态下能想到的个人、生命、神学上的理由求他别那么做。还好麦伟没有跳楼。我也记得，几年后有一次，麦伟流泪拿着他同性恋人送给他的东西来找我。他交给我一件蓝羊毛衫，请我扔到壁炉里。他说，他犯了罪，但已经悔改，离开了同性恋圈子，回到妻小身边。我们一同欢喜祷告。我还记得另有一次，麦伟撕毁他的加州三温暖会员卡。一种不知名的疾病在加州同性恋人口中开始蔓延，无数同性恋者不再去那里。麦伟说：“我不去不是怕得病，而是知道这么做是对的。“他拿了把剪刀，将那张卡剪成两半。麦伟的生活在洁身与浮滥两极间摆荡。有时他像个荷尔蒙高涨的青少年，有时又像个圣徒。他有次说：“我已经会分辨什么是正面的悲哀，什么是罪恶的悲哀。两种都是真的，两种都令人痛苦，但是后者更糟糕。独身的人感受的是正面的悲哀；他们知道少了什么，可是却不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么。而罪恶的悲哀是一直不停要知道。”对麦伟来说，罪恶的悲哀意谓，他惶惶然知道，如果选择公开身份，会失去婚姻、事奉、工作，甚至他的信仰。即使有这些罪恶感，麦伟最后认为他只有两条路可走：发疯或是整全。他认为，企图抑制同性恋的渴念与异性结婚，或是做独身的同性恋者，只会令他精神异常(他当时一个礼拜看五次心理医生，每次一百美元)。他认为整全的生活则是寻找同性伴侣、认同自己的同性恋身份。麦伟的心路历程叫我困惑又惊扰。我与妻子常常彻夜与麦伟讨论他的未来。我们一起看了《圣经》中所有的相关经文，以及它们的意思。麦伟则一直质问，基督徒为什么在同一段经文中，在同性结合上大做文章，却忽略了其他行为？1987年，经麦伟邀请，我首次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同志游行。我去，不是以游行者的身份，也不是以记者的身份，而是以麦伟的朋友的身份。他希望在梳理一些紧要决定之际，我能在他身边。三十万人参加了同性恋权益聚会，其中的一些人摆明了要震惊大众，穿着模样根本上不了晚间新闻的画面。十月天气微凉，云彩在首府的廊柱间投下雨点。我站在一边，面对白宫正前方，看到一幕愤怒的对峙场面。成群的警察形成守卫线，围住一小群反游行的示威团体，他们举着鲜明地绘有地狱之火的橘红色海报，当然引来大部分摄影记者。这群基督徒与人群的比例是一比一万五千，向游行的同性恋者喊着火爆的口号。“玻璃滚回家！”他们的领导人用扩音器嘶吼，而其他人则呼应：“玻璃滚回家！玻璃滚回家……”喊累这一句，再转用：“你们的行为不要脸。”呼应的当儿，领导人教训那些鸡奸的与其他变态，神为他们在地狱存留了最烈的火。这些抗议的人最后一句用词是“艾滋、艾滋，死到临头”，也是他们喊得最起劲的一句口号。我们才看到几百名罹患艾滋的人经历的凄凉场面：很多人坐在轮椅上，瘦削得像集中营的生还者。听他们呼喊，我实在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人希望这种下场临到人身上？那些游行的同性恋者对这群基督徒的反应则不一。嚣张的那群人会飞吻或反骂：“极端！极端！你们才不要脸！”一群女同性恋者集体向抗议的人喊说：“我们要你们的老婆！”引起一些记者的发笑。游行群众里，至少有三千人表明自己隶属宗教团体：天主教的“尊严”团体、公理会的“整全”团体，甚至还有少数摩门教徒与安息日会信徒。不下一千人在“大都会社区教会”( MetropolitanCommunity Church)的旗帜下游行。这个宗派除了对同性恋的立场以外，其余均持守福音派的神学信仰。他们对那些被围攻的基督徒抗议团体所作的反应，令人难忘—他们齐步面向这群人唱着“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书告诉我”。这幅对峙景象的讽刺意味一直留在我心底。一边是维护纯正信仰的基督徒(连“普世教协”也不接纳“大都会社区教会”为会员)，另一边是公然赞成同性恋行径的“罪人”。然而信仰正统的那群人却口吐仇恨，另一群人反倒歌唱耶稣的爱。在华盛顿的那一星期，麦伟介绍我认识不少宗教团体的领袖。我从未在一个周末参加过这么多的教会聚会。我很惊讶，多数聚会都使用主流福音派的诗歌与崇拜次序，我也没有从讲坛听到什么神学疑点。有个领袖向我解释道：“多数同性恋基督徒的神学立场其实很保守。只不过教会非常厌恶、排斥我们，要不是福音是真的，我们实在不必去什么教会了。”我听了很多个人经历，也都与他的说法吻合。我采访的每一个同性恋者，都可以讲得出被排斥、厌恨、迫害的令人发指的经历。很多人被骂被打，次数多得已经数不清。我采访的人中间有一半已经被家人列为拒绝往来户。有些艾滋病患想要联络家人告知病情，却没有任何回音。有个人与家人分别十年，感恩节叫他回威州的家吃饭，母亲却让他自己坐一桌，用塑胶餐具。有些基督徒说：“没错，我们要怜悯同性恋者，但是我们同时也要传达审判的信息。”采访了这些同性恋者后，我才明白，他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听见教会的审判声音，而且是一次又一次，除了审判别无其他。我采访的一些颇有神学知识的同性恋者，则对《圣经》有关同性恋的经文有不同诠释。他们曾与保守派学者提议大家好好地讨论这些议题，不过没有得到他们首肯。我心绪纷乱地离开华盛顿。参加了座无虚席的崇拜，其中有热烈的祷告、诗歌、见证—却围绕着基督教会一直认为是罪的行径。我也感觉到我的朋友麦伟很快就要作出我知道是道德上错误的抉择：与妻子离婚，失去他的服侍，开始了充满试探的生活。我也体认到，如果我从不认识麦伟，我自己的生活会简单得多。可他是我的朋友啊，我要怎么对待他呢？恩典要我怎么做？耶稣会怎么做？麦伟公开身份以后，他的故事引起大众注意，旧同事、旧上司都待他冷若冰霜。那些招待过他、与他一同出游、从他的作品赚了不少钱的知名基督徒，突然掉头而去。麦伟在机场遇见他熟识的基督徒官员，要握手致意，那个人皱眉转身，甚至不愿跟他讲话。麦伟的自传出版以后，任用过他的一些基督徒召开记者会谴责书的内容，否认过去与他来往密切。有段时间，麦伟是广播与电视节目的热门嘉宾。世俗媒体乐见隐满身份的同性恋者为右派基督徒工作，并且搜寻福音派知名人士的小道消息。麦伟上这些节日，接到很多基督徒的反应。他说：“差不多每一个节日都有人打电话，称我是可憎之物，应该照利未记的律法处置我，也就是说用石头打死我。”因为麦伟的书曾提到我的名字，我也收到这些基督徒的反应。有个人还附上写给麦伟的信，结语说：我真心祷告，有天你会真正悔改、真正渴望脱离奴役你的罪，得到自由，抛弃所谓“同志教会”的错误教导。如果你不悔改，谢天谢地你得到你应得的后果，也就是永恒的地狱，是为那些受罪奴役、拒不悔改的人存留的。我回信问那个人，信中“谢天谢地”可就是他的本意。他回了封长信，写满了《圣经》章节，印证那正是他的意思。本章开始我曾提过，我在住家附近遇见其他同性恋者，有些来自基督教背景。有个人告诉我说：“我还相信，我也很想去教会，可是每次去，就有人传话，然后大家都跑掉了。”他又加了句令人寒的话：“身为同性恋者，我发现在街上找人上床，比在教会找到有人拥抱你容易得多。”我也见过以爱对待同性恋者的基督徒。例如：基督徒畅销作家芭芭拉.约翰森( Barbara Johnson)得知她的儿子是同性恋，也发现教会并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于是她成立了“刮铲事工Spatula Minist)，辅助其他面临同样困境的父母。芭芭拉深信《圣经》不容许同性恋，所以她反对这种行为，并且总是清楚声明。但是她为那些父母成立一处在教会找不到的荫庇所。该机构的通讯写满了家庭因同性恋问题破裂、再痛苦修复的故事。“这些是你我的儿子、女儿，”芭芭拉说，“我们不能给他们吃闭门羹。”我也与知名的讲员坎波罗谈过。他反对同性恋行为，但也承认同性恋倾向根深蒂固，几乎很难改变。他主张同性恋者独身。也因为他的妻子参与对同性恋群体的事工，坎波罗常遭其他基督徒的诽谤，结果他的演讲邀约大多被取消。在一次会议上，抗议者散发所谓坎波罗与同性恋激进团体“酷儿邦国”( Queer Nation)的往来信件，后来査出纯属伪造，为了要抹黑坎波罗。让我很惊讶的是，学习如何对待“另类人”，叫我受益最多的竟然是爱德·道柏森( Ed dobson)。他毕业于一间极端保守的教会大学，曾经是法威尔牧师的得力助手，也是《基要派期刊》(Fundamentalist Journal)的创办人。道柏森离开法威尔的机构以后，在密西根州的大急流市担任牧职，在那里开始关注该城的艾滋问题。他要求与当地的同性恋领袖会面，自愿带领教会会友做义工。道柏森认为同性恋行为是错误的看法并没改变，但是他迫切地感到要以基督的爱与同性恋群体来往。这些同志社运分子开始当然满腹猜疑，因为他们知道道柏森是出了名的基要派，对很多同性恋者而言，“基要派”令人想起在华盛顿那群示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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