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何等甘甜的恩典

我的一位同事有次撞见声称自己是不可知论者的演员费德思(W.C.Fields)在自己的化妆间读《圣经》。费德思不太好意思地把《圣经》“啪”的一声合起来，解释道：“我只是在找漏洞罢了。”很可能，他所找的是恩典。

富勒神学院心理学教授史密德( Lewis Smedes)，以整本书的篇幅，指出羞愧与恩典的关联〔原书名很恰当地起作《羞愧与恩典》( Shame and grace)，中译本名为《接纳：走出羞愧的阴影》)。史密德认为，“罪恶感并非问题的症结所在，叫我最难受的是，一团乱糟糟、没有价值的感受；而我又无法找出这种感受与任何一件实际的罪行有直接关联。我需要的不仅是赦罪，更是神接纳我、掌管我、怀抱我肯定我的感受，而且即使我的表现平平，没有什么令他称道的，他也绝对不会离弃我。”②

史密德又说，他找出三种常见的令人羞愧的源头：世俗文化、无恩的宗教以及不接纳的双亲。世俗文化告诉我们，人一定要好看、自我感觉好、做得好。无恩的宗教告诉我们，人非要一字不漏地遵行规则不可，否则就会永远被弃绝。不接纳的双亲—“你真是不要脸！”—则使得我们相信，自己永远不会得到他们的称赞。

正如城市人不再注意到污染的空气，我们对吸进无恩的气息也毫不知情。早从幼儿园起，我们就开始被评估和测试，然后分到“高级班”、“普通班”、“放牛班"。从此，我们因着在数学、物理、化学、国文等科目上得到的分数，显出自已表现的好坏，甚至连社交技巧”与“公民教育”都要被打分数。考卷发回来，被勾出来的是错误的答案，而不是正确答案。这些都让我们准备踏入无尽的分级中，成人版“作大王"的游戏天地。

大企业比较含蓄地把无恩心态发挥出来，不过也好不了多少。福特汽车公司将员工从第1级(秘书与文员)分到第27级(总裁)。你要晋升到第9级，才有资格得到户外停车位；第13级的办公室有窗户、花草、内部通话系统这些摆设；第16级的办公室则有私人卫浴设施。

每一个机构似乎都以无恩心态经营，并坚持我们要赚取自己的地位。司法部、累积里程的航空公司或是贷款公司不能凭恩典经营。政府更不知恩典为何物。职业运动队伍奖励那些扔出三分球、投篮命中率高的选手，没有失败的容身之处。《财富》(Fortune)杂志每年列出五百名世界最富有的人，却没有人知道谁是五百名最穷的人。

厌食症是无恩心态的直接产物：年轻女孩以美丽修长的模特儿身材为理想标准，不惜饿肚子，为要拥有那种身材。厌食症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后遗症，并无历史先例，在当今非洲根本很少发生(在那里，受人称羡的是圆滚的身材而非瘦削的身材)。

这都发生在美国这个所谓人人平等的社会中。其他社会则以阶级、种族，厘定严格的社会制度，更进一步发扬无恩心态。南非政府以前把所有的人民划分为四个种族类别：白人、黑人、有色人、亚洲人(因为日本投资人反对，政府后来又发明了新的类别，“荣誉白人”)。印度的种姓制度错综复杂，英国人在1930年代发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其实已经有三个世纪的历史：这群可怜人被指派为贱民洗衣服，他们认为自己的出现都会沾染高贵人，所以只在夜间出没，避免与其他人有任何接触。

《纽约时报》最近刊载一系列当今日本犯罪的报道。他们问道，为什么在美国，每十万公民当中，就有519人坐牢，而日本只有37人呢?①时报记者为了寻求答案，采访了一名因为谋杀罪服刑完毕的男子。他在监狱的15年中，没有一个人来看他。出狱后，太太与儿子跟他见面，只是告诉他永远不要回到他们的村子。他的三个女儿如今都已成家，也拒不见面。“我大概有四个外孙女吧。”那个人悲哀地说，可他连照片也没看过。日本社会找到法门，如何驾驭无恩的力量。一个讲究“要面子”的文化，不会给那些带来耻辱的人容身之处。

家人关系虽然不是靠自己的表现，而是因出生彼此相连，也能被无恩的硝烟污染。海明威的一则故事显出这真相。一个西班牙父亲决定要与离家出走到马德里的儿子复和。后悔的父亲在报纸上登了广告：“帕可，周二中午在蒙他那酒店见，原谅一切，老爸。”帕可在西班牙是个很普遍的名字，结果父亲去的时候，有八百个叫帕可的年轻人等他们的父亲。②

海明威了解家庭的无恩表现。他的敬虔双亲痛恨海明威放荡不羁的生活；过了段时间，母亲甚至不准海明威在她眼前出现。海明威有年过生日，她寄了个蛋糕，以及他父亲用来自杀的枪。还有一年，她写了封信，论到做母亲的像个银行。“她生的每个孩子都带着丰厚、用不尽的账户进人世界。”①她继续说，孩子早年只会取不会存，长大后就有责任补足他先前取用的数目。然后她又一一列出具体的“存款”方法，叫海明威“保持财政稳定”：送鲜花、水果、糖果，私下帮妈妈付账单，而且更重要的，要决心不再“忽视你对神、对耶稣基督的责任”。海明威一辈子都无法消除对母亲与她的救主的恨意。

有时，高亢、欢愉、悠扬的恩典音符，可以打断无恩的单调吼声。

有一天我在二手商店，手伸进一条裤子口袋，竟然发现二十美元。我没有办法找到失主，所以经理说应该算我的。我生平第一次买裤子(十三美元)，竟然还有多余的钱走出店门。每穿上那条裤子，就再次想起那一天；每次讲起便宜货，就会告诉我的朋友。

另有一次，我生平首次爬一座海拔一万四千英尺的高山。路程艰险疲累，待我最终下山回到平地，我觉得自己应该吃一客牛排大餐，而且整个礼拜不再做有氧运动。我开车蜿蜒下山，路经一个人迹罕至的山中湖泊，周围丛生着绿油油的杨树，山后是一弯亮丽无比的彩虹。我停到路边，默默注视良久。

我与妻子去罗马旅游时听从朋友的建议，一大早去参观圣彼得大教堂。“黎明前搭公车，到有贝尼尼( Bernini)的雕像的那座桥，”，朋友指示说，“等着看日出，然后赶到不远的圣彼得大教堂清早只有修女、朝圣客与神父在那里。”那天清晨，太阳自清朗的天空升起，将台伯河染上红晕，橘红的光束投在贝尼尼精致的天使雕像上。我听从朋友的话，依依不舍地离开大桥，快步走到圣彼得大教堂。罗马城正开始苏醒。果然不错，只有我们是观光客、我们的脚步声在教堂内的大理石地面上扬起清脆的回音。我观赏了米开朗基罗的“圣殇像”( Piela)以及其他雕塑，然后爬上一道户外楼梯，到了位于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巨硕穹顶下的一个阳台。就在那时，我们看到一行两百人在广场上排开。“时间刚好。”我对妻子说，以为他们是观光客。不过他们不是观光客，而是从德国来朝圣的诗班。他们走进来，就在我们下方围成半圆，开始唱诗歌。当歌声扬起，围绕穹顶回荡，和音融为一体，米开朗基罗的穹顶不仅是建筑盛景，也成了天籁的殿堂。声音在天花板上回荡，好像化成了可见的实体，可以让我们靠在上面，或泅泳其中，似乎是歌声而不是阳台托着我们。

不费工夫得来的礼物，或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乐趣，给我们最大的喜悦，更有其神学意义。恩典如浪淘滚滚。或是像一张贴在车后的小标语所说：“确实有恩典。”

对很多人而言，浪漫的爱情堪与纯全的恩典相比拟。终于有人感到我—是我呢!－才是这个星球上最惹人爱、最吸引人的良伴。终于有人在夜里醒着思念我。我还没开口，对方就原谅我，穿衣服的时候也想着我，整个生活围着我打转。有人就是爱我的原貌。我认为，对基督教有极深触觉的美国现代作家，诸如厄普代克（ John Updike)或是帕尔西( Walker Percy)，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他们的小说中往往以性事作为恩典的象征。他们是以西方文化了解的用语书写：在这些作品中，恩典不是信条，只是道听途说。

然后是《阿甘正传》( Forrest Gump)这部电影，讲到一个弱智的男孩，只会复述从妈妈那里传下来的老八股。然而就是这个弱智儿在越南救了他的好友；对女友忠心不二，即使她与别人有染；对自己、对子女常保真诚；他活得好像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大伙的笑柄。电影的开始与结尾都是一根羽毛的奇妙镜头：恩典的记号如此轻微，没有人知道落在何处。《阿甘正传》之于今人，好比《白痴》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两者都激起了相似的反应。很多人觉得太幼稚、荒诞，操控人的情绪。但是也有人在其中领会了道听途说的恩典，比起暴戾无恩的《低俗小说》( Pulp Fiction)与《天生杀人狂》( Natural Born Killer)，实在能让人长舒一口气。《阿甘正传》成为当今最成功的电影之一。这个世界渴求恩典。

葛瑞夫( Peter Greave)写回忆录，记述他在印度驻军期间感染了麻风病。①他半盲、半身瘫痪地回到英国，住在圣公会妇女管理的康复中心。他不能工作，又被社会遗弃，变得很苦毒。他想过自杀，也想出各种花样逃出中心，但是每次都作罢，因为他没有任何地方可去。有一天他反常地起个大早，在院子走来走去。他听到一阵声音，就随着走到教堂，看到那群姊妹正在为名字写在墙上的病人祷告。葛瑞夫看见自己的名字也在其中。不知为什么，那种相关联的感觉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觉得自己有人要。他觉得蒙受了恩典。

宗教信仰虽然有其问题，而且常常重蹈无恩的覆辙，还是会流传下去，因为我们会在出乎意料之外的时刻，从“天外”领受不配得的恩赐，令我们感受到其光华。我们拒绝相信：充满罪咎与差耻的生命，结局是灰飞烟灭，什么也没有。我们紧握一线希望：有另一个天地，是以不同规则运行的。我们成长期间深深渴望爱，以致没有表露出来，我们是渴望造物主爱我们。

对于我，恩典起初不是借着信心的话语临到我的。我成长的教会说的与做的常是两码事。恩典，像其他宗教用词一样，原意已经被过滤，已经信不过了。

我刚开始是借着音乐经历恩典的。我读书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我离经叛道，聚在一起为我祷告，甚至问我是否需要赶鬼。我觉得受到搅扰、混乱、失序。晚上宿舍的大门是锁上的，但是好在我住一楼，可以从自己房间的窗户爬出去，溜进教堂，那里有架九英尺宽的史坦威大钢琴。在黑暗的教堂里，只有一线灯光看谱，我每天夜里都会坐上一小时，弹贝多芬的奏鸣曲、萧邦的前奏曲、舒伯特的即兴曲。我用自己的手指为这个世界弹理出实质的次序。这个世界，还有我的心身都在困惑状态，然而在那些弹琴的夜晚，我却感受到一个美丽、满有恩慈与奇妙的隐秘世界，如云一般轻盈如蝶翅一般扑朔。

类似的情况也在大自然界发生。避开人与思绪的缠扰，我会在遍满茱萸的松林漫步良久，或在河边追逐蜿蜒飞翔的蜻蜒，或是仰看鸟群自头上呼啸而过，或拾起木头看里面色彩斑斓的金龟虫。我喜欢自然界赋予各类生物形体与生活天地的稳健与清新。我找到证据，这个世界的确有荣威、壮丽，也有喜乐的痕迹。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恋爱了。感觉像是坠落下来似的，一头栽进不可承受的轻快境地。地球改变了轴心斜度。我原不相信有浪漫的爱情，认为是人捏造的，是14世纪意大利诗人凭空杜撰的；我根本没想到过会体验爱情，正如我没有想到过会经历恩典。然而，我的心突然充满爱意，不能自已。

我正经历着神学家所说的“普遍恩典”。我发现，充满感激之情却没有可以感谢的对象，充满敬畏之情却没有敬拜的对象，是件很糟糕的事。于是我渐渐、渐渐地重返扬弃的儿时信仰。我经历“恩典的滴落”：这是路易斯的措词，形容心中被唤醒的渴望，想要“发现尚未寻见的一朵花之芬芳，尚未听见的音符之回音，尚未前访的一个国度之讯息”。

恩典处处可寻，不过就好像你戴眼镜看东西，有时忘了眼镜的存在。上帝逐渐恢复我的视觉，注意到四周的恩典。我确知，我之成为作家，是要收复那些被无恩的宗教污染的字词。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基督教杂志，上司是麦洛先生：( Harold Myra)。他满有恩慈与睿智，让我能毫不矫饰地照自己的进度调理我的信仰。

我最初的几本书，是与保罗·班德医师( Paul Brand)合著的。他大半生都在南印度炎热干旱的地区度过，服务麻风病患，其中很多都是贱民。在这片土壤上，班德医师竟然体会出并且展现了神的恩典。我也是从像他这样的人那里领受了恩典，因而知道何为恩典。在恩典这条成长路上，我还需要一次蜕变。我发觉成长期间所领会的神的形象，竟是如此残缺。我发现，正如诗篇说的，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免费临到那些没有资格领受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回想自己以前的光景：忿恨、受伤、愤怒；是教会与家庭生出的无恩锁链中的一环。如今我借着一些小事学习吹奏恩典的音符。我这么做，因为清楚无疑地知道，我所经历的医治、饶恕、美善，是单单出于神的恩典。我渴望教会也能成为恩典生长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