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聆听世界的恩典音符

放弃信仰，行为变得微不足道。

美国圣海伦火山爆发，炽热的高温熔化了土壤，只留光秃秃的岩石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泥灰。森林管理处的人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有生物长出来。有一天，公园的工作人员无意间发现一丛盛开的野花、羊齿植物，还有绿草，顽强地植根于荒原里的一小块地上。那个人也马上看出一个很诡异的现象：这丛植物形成一只麋鹿状。原来这些花草吸取了泥灰掩埋下的麋鹿分解的有机物而萌芽生长，后来管理人员就寻找这种一丛丛茂盛的植物，帮助他们计算损失了多少野生动物。

一个社会堕落很久后，先前的生活形态依然是呼之欲出。不知为什么，人还会眷恋着过去的道德习俗不放，就是贝勒( Robert Belh)所说的“心灵习性”。若是适当播种，这些习性就像点缀着圣海伦山一处处动物形状的绿畦，也能为荒芜的心灵风景注入一股生机。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群奉献的基督徒犹如生机蓬勃的点点绿畦，将恩典散布在社会各层各面上，立下美好榜样。那是历史上黑暗的时代：殖民地蓄养奴隶、工厂雇用童工、城市风气败坏，但是改变由基层开始(通常如此)，而不是由上加诸于下。

19世纪的英国，有五百多间慈善机构，其中至少有七成采用福音派路线。一小群称为“克拉朋教派”( The Clapham Sect)的基督徒，其中包括席觅恩( Charles Simeon)与威伯福斯( William Wilperforce)，有五位成员当选为议员。威伯福斯一生致力于废除奴隶制，其他人则为了债务人坐牢的议题努力，结果有一万四千名囚犯被释。另有人推动教育、主张穷者有其屋、帮助残障者，并且反对童工、公共不道德或醉酒行为。反对派讥讽他们是“圣人”，而“克拉朋教派”诸君却以此称号为傲。

在同一时期，卜威廉( William Booth)常在伦教的“东角”贫民窟进出，他的妻子也在那里教圣经课。他注意到每隔五幢建筑物，就有一间酒家，男人在那里成天闲荡，把家里的生活费都喝光了。很多酒家甚至在吧台准备了台阶，让小孩子爬上去点酒。卜威廉看到这些骇人的光景，于1865年开设了“基督徒使命中心”，服侍那些被忽略的“低下卑微的人”，而“救世军”就是从这异象里萌生而成。(你能想象在今天有人给机构取这种名字吗？)当传统教会嫌弃卜威廉招来的对象，他只好自己成立教会，安置这些“恩典的奖品”。

但是没有一个慈善机构比它吸引更多的经济支助，他们的做事效率，在任何调查上都名列前茅：他们喂饱挨饿的人，给无家可归者住处，戒治有酒瘾毒瘾的人；他们总是率先抵达灾害现场。该机构不断增长，今天已经有百万的恩典将士在上百个国家服务。卜威廉的一团酵母，如今在世界各地的社会发生作用。

卜威廉与“克拉朋教派”的改革后来成为公共方针。维多利亚时代的诚实、勤奋、纯洁、慈善，传遍社会，使得英国幸免于其他国家遭遇的暴乱。

欧洲与美国依然借重基督教信仰的道德支柱：恩典的流露。然而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对未来感到焦虑(盖洛普调查说，八成多的美国人认为国家的道德日见低落)。历史学家图诗曼( Barbsna Tuchman)的著作为她赢得了两次普利策奖，当然不代表基督教右翼的拉警报声音，但是她亦担心道德破产的问题。她告诉莫耶斯( Bill Movers)她生怕——

丧失道德意识，丧失分辩是非的能力，并且丧失受道德管制的力量。这些情况总是发生。打开早报，看到有些政府官员因贪污或盗用公款被起诉。有人四处滥杀同事或素味平生的人……我不禁自问：这些国家恐怕不是出于物质上的理由或是粗蛮的压力，而是因为道德意识沦丧，才导致这些局面。

恩典的共识一旦消失，一旦从社会被剥落，会有什么结果呢？

在美国，我不得不承认，我不存什么指望。泰瑞在国家广播电台宣告说，美国中部水灾致使成千上万的农夫失去他们的土地、牲畜，是神对美国的审判，因为人民没有支持他的反堕胎运动。隔年，1992年，是最火爆的一个选举年。基督教右翼第一次在全国性的选举中施展他们的政治力量。基督徒似乎对政治的兴趣远大于对恩典的兴趣。

那年选举后不久，我与露欣妲( Lucinda Robb)一同参加了一个座谈会。露欣妲是约翰逊总统的孙女、参议员洛伯( ChuckRobb)的女儿。他们一家刚经历了与诺斯角逐参议员的艰苦选战；其间，他们走到哪里，右翼基督徒就去那里举牌示威。露欣妲对我说：“我认为我们是基督徒，而成长期间，葛培理也常来我们家。我们也积极参与教会。我们真的相信。可是那些示威的人却把我们当作是地狱来的魔鬼。”

那次的座谈会主题是“文化论战”，参加的人非常多，大多倾向于自由派民主党的立场，与会的犹太人也不少。我被选作福音派的代表。除了露欣妲外，座谈代表还有迪士尼频道与华纳兄弟的总裁、卫斯理学院( Wellesley College)的院长、安妮塔·希尔(Anita Hil)的私人律师。

为了准备讲稿，我读四福音书作参考，再次受提醒，耶穌是如何没有丝毫政治意味。如富希士(P?T?Foyh)所说：“福音书讲得最多、最深刻的，不是这个世界或是其中的社会问题，而是永恒与社会义务。”今天在美国，每次选举，基督徒就会讨论哪个候选人是“属神的人”，有资格执掌白宫。设想自已回到耶稣的时代，我简直难以想象，耶稣会考量台比留、屋大维、恺撒是否是有资格主掌帝国的“属神的人”！

轮到我讲的时候，我说我追随一位1世纪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他曾卷入一场文化论战。他与刻板的宗教机制，以及异教帝国抗衡。这两股势力虽然意见分歧，却共同策谋铲除他。而他有什么反应呢？不是争战，而是为敌人付出生命，作为爱的恩赐与凭证。他死前说过：“父啊，教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座谈会结束后，有位电视界名人(我相信读者都能叫得出他的名字)来找我，说：“你刚才说的非常扎心。我本来以为会讨厌你因为我讨厌所有的右翼基督徒，我想你也是一分子。你都不知道，那些人写给我什么样的信！我不跟随耶稣，我是个犹太人。可是你讲到耶稣赦免他的敌人，我才发觉自己离那精神太远了。我与敌手论战，特别是右翼基督徒。我不原谅他们。耶稣的精神有太多值得我学习的了。

在那位名人生命中，恩典的潮流正缓慢、稳健地发挥功效。

耶稣描述天国，是股不起眼的力量：狼群中的羊，藏在田里的珠宝，园中最小的种子，一小撮发面的酵母，一小把撒在肉上的盐巴(在比喻中指由里向外，社会的内在改变)。你不需要一铲的盐巴腌一块肉，轻撒一层就够了。耶稣没有留下一群有组织的信众，因为他知道，一撮盐会在这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中渐渐发生作用。结果，罗马的各种卓越的制度设施一法典图书馆、议会、军团、公路沟渠、纪念碑一都毁坏了，而从耶稣领受天国意象的一小群人，尽管困难重重，却胜过逆境，直到今天依然生生不息。

克尔凯廓尔称自己是间谍，而基督徒的确是像间谍一样，活在一个世界，效忠不渝的却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是寄居的，用《圣经》的话来说，是客旅。

我们应该更努力地在生活中流露出恩典的气息。但是，教会反而常常像镜子，与四周的无恩社会一模一样，而不是彰显恩典的窗口。

如果世界鄙视臭名昭彰的罪人，教会却要爱他们。如果世界断绝对穷苦、病痛人的援助，教会却要提供食物与医疗。如果世界压制人，教会却要扶起被压制的。如果世界羞辱受弃绝的，教会却要宣讲神复和的爱。如果世界寻求利益与自我成就，教会却要寻求牺牲与服务。如果世界讲求报复，教会却要散发恩典。如果世界四分五裂，教会却要合而为一。如果世界毁灭敌人，教会却要爱敌人。

这至少是新约教会的异象。慕迪( Dwight L? Moody)说：一百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会看《圣经》，九十九个人都在看基督徒。

朋霍费尔说：我们是群“特殊”人。“特殊”意指非凡和超常，当然这并非理所应当。耶稣不是因为是好公民、比别人都友善而被钉十字架。那时候的当权者把他与信众看成是颠覆分子，确实没错；因为他们从更高的权柄，而不是从罗马或耶路撒冷领受命令。

在现代美国，一个颠覆性的教会是什么样子？有人称美国是世界上最富信仰气息的国家。此若属实，就让我们想到下一个振奋的问题，如韦拉德( Dallas Willard)说的：四分之一磅的盐，腌整磅的肉岂不绰绰有余吗？

我们若是特殊人，比起四周应该展现更高超的个人品德。然而，单单举巴尔纳( George Barna)的调查为例：在当代美国，基督徒的离婚率(27%)高于非信徒(23%)；那些自称为基要派的，比例竟然最高(30%)。离婚率最高的六个州当中，有四个居于所谓的“圣经地带”( The Bible Helt)一区。现代基督徒根本没什么特殊，反而跟大伙一样，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除非我们的个人品德胜于四围的人，否则不要指望成为道德的防腐剂。

基督徒即便表现出最高超的伦理标准，单凭这一点也不能完成福音的使命。毕竟，法利赛人也有无懈可击的伦理标准。但是，耶稣将基督徒的标记简化至一句话。“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教会最具颠覆性的行动，就是不断地遵守这条命令。

政治所以成为教会的陷阱，是因为权力很少能与爱心共存。大权在握的人敌友分得很清楚；他们奖赏朋友、惩罚敌人。基督徒却受命爱他们的仇敌。寇尔森在尼克松政权下熟谙权力角逐游戏，如却说对政治解决当今的社会问题没什么信心。除非教会能教导世人如何彼此相爱，否则我们改变社会所付出的努力永远不足。

寇尔森提到一个人，他是遵守爱的命令，而不遵守权力规则的杰出榜样。尼克松蒙羞下台后，退避到他的住处，几乎与外界隔绝。政客不愿意别人看到自己与尼克松为伍，免得有损自己的名声。所以，尼克松刚开始几乎没什么访客。海腓德( Mark Hatfeld)这位直言不讳的参议员，却是例外。他在国会常与尼克松意见相左，所以寇尔森问他，为什么要甘冒风险去探望尼克松。海腓德回答说：“让尼克松先生知道，还是有人爱他。”

我知道葛培理因为与克林顿夫妇会面，并且在他们的就职大典祷告，受到无谓的攻击。葛培理也相信，爱的命令超越所有的政治歧见，所以他从杜鲁门总统开始，不论政治立场，牧养每一位总统。在一次私下访谈里，我问葛培理牧师，与他相处时间最多的是哪一位总统。他提到约翰逊总统，令我很惊讶，因为两人的政治歧见极深。但是约翰逊很怕死，“似乎总是需要有个牧师在旁边”对葛培理来说，人比政治重要多了

保守派说，葛培理应该像先知那样，谴责他们。有人指控葛培理让教会倒退了五十年。葛培理听了，低头回答说：“我非常惭愧，因为我一直想把教会倒退到两千年前。”

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划分界线；而耶稣的爱却穿越界线，散发恩典。这不是说不应该参与政治，只是说不能以权力取代爱的命令。

赛德( Ron Sider)说过：如果激进妇女解放主义分子聊天，话题转到福音派男性，她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些男人忠于婚约，以耶稣上十字架的精神爱他们的妻子，你想会造成什么影响？如果同性恋群体想到福音派，首先想到的是他们满有爱心的经营艾滋病收容中心，温暖地照顾病人直到最后一口气，你想会造成什么影响？整全一贯的榜样与付出代价的服侍，即使不多，比千万句说得刺耳的真话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