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聆听世界的恩典音符

我一岁生日后的一个月，我父亲就因滤过性病毒过世，所以我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的。教会中有一位男士出于爱心照顾我和我的兄弟。我们叫他海大伯。我们在旋转车上玩得发疯，海大伯就耐心地坐在一旁。等我们长大一点，他就教我们下西洋棋，帮我们用肥皂箱做赛车。童年无知，我们根本不知道，教会有很多人觉得他奇怪。

海大伯后来离开了我们的教会。他认为那里太新派了。那里有些女人化妆、涂口红。另外，他也找到《圣经》根据，不赞同教会使用的乐器，所以他要去找个与他志同道合的教会。我参加了他的婚礼，禁止音乐的规定显然只应用于教会会堂，因为在他结婚的场所，有一条黄色的长电线，从主通道蜿蜒到户外，有架电唱机正播放着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沙沙作响。

海大伯对道德与政治简直是到了沉迷的地步。他认为，美国因为纵容罪恶，很快就会落入神的审判。他认为西方像个过熟的水果，从里到外烂透了。他给我极右派组织伯奇协会( John Birch Socity)出版的、用廉价纸张印刷的、蓝白红三色封面装订的读物。他定要我读《不敢称之为阴谋》( None Dare Call It Treason)这本书。

海大伯恨恶黑人，常说他们有多笨、有多懒，也讲起那些一无是处的黑人在他四周工作的故事。差不多在那个时期，国会通过民权法：在亚特兰大市，黑人与白人也开始共处。之前，白人总是有自己的餐厅或旅馆，百货公司各服务白人或黑人，但绝不混合。如今政府强制推行改变，海大伯认为这些改变是共产党阴谋的明证。等亚特兰大法院下令，强制将市内黑人学童送到白人学校读书，海大伯再也不能忍耐了。他自己有两个孩子，他简直不敢想象把他们送上满是黑人孩子的校车，到世俗人文主义者经营的学校读书。

海大伯刚开始考虑移民时，我以为他只是随便说说。他去函索取有关罗德西亚、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福克兰群岛的资料，这些地方仍为白人掌控。他钻研世界地图及每个国家的种族成分。他不仅想找个白人为主的国家，更想找个有道德的国家。澳大利亚因此被排除了，因为那里虽然白人居多，但是听说比美国还放纵：有裸体海滩，大家都喝啤酒。

有一天，海大伯宣布他要搬到南非。当时，没人会想到白人少数者会失去掌控权，因为枪是在他们手里啊。联合国不断投票，通过一道道法案，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但是南非无视全世界的声浪，不为所动。海大伯很是赞赏。

他也很喜欢宗教在南非政府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执政党特别倚重改革宗教会，而后者也提供种族隔离的神学基础。政府毫不犹豫地强制道德行为。堕胎或是种族通婚都不合法。海关人员严查像《花花公子》之类的杂志，禁止任何有问题的电影或书籍。海大伯笑说，《黑美人》( Black Beauty)这本讲一匹马的童书，因为书名多年来被查禁，检查官员根本懒得去读内容。

海大伯果真是个写信很勤的人，也总是用他特有的方式。他在一间小教会做非专职传道人，用讲章背面给在美国的朋友与家人写信。这些讲章固定有十二至十三个要点，每一点有《圣经》串珠作根据。你有时很难分辨信纸前后的内容，因为两面读起来都像讲章。海大伯攻击假宗教，攻击今天年轻人道德低落，攻击不完全同意他观点的人或教会。

他在南非似乎如鱼得水。他写信告诉我说，美国有很多要学习南非之处。在他的教会，年轻人聚会不嚼口香糖、传纸条，也不交头接耳。在学校(全是白人)，学生会站起来恭敬地向老师发言。海大伯订阅《时代》杂志，简直不敢相信美国所发生的事件。南非的少数人依然保持他们的地位，而同志平权或是妇女解放分子这类游说团体，在南非更是前所未闻。他对我们说，政府应该是上帝的代理，为正义与黑暗权势争战。

海大伯信中提到家人，语气也多尖酸批评。孩子似乎永远讨不了他欢心，特别是他的儿子威廉，总是做错误的决定，或是招惹麻烦。

任何人读他的信，都会认为他是个疯子。我则因为儿时的回忆，从来不把那些信当真。我知道，他外表虽然粗蛮，却是个全心照顾寡妇与她两个儿子的人。

海大伯在我青少年期移民。我继续读大学、研究所，在杂志社找到编辑的工作，后来成了专职作家。这期间，海大伯一直不断写信给我。他的父母相继过世，但是他从没想过回来看看。据我所知，他的家人与朋友，也从来没到南非看过他。

到了1990年代，南非的黑人与白人共享权力的趋势浮现，海大伯的信变得阴沉了。他把投书当地报社的影印本寄给我。南非政府正像美国政府一样，出卖了他。他称美国人是叛徒，因为他们支持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如今，脱衣舞夜总会在边境的小城开业，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你可以看到黑白配的情侣。他信上的语气愈来愈狂暴。

1993年，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决定去看海大伯。二十年来，我收到的尽是他的批判与否定。他写很长的信反驳我写的书，《无语问上帝》( Disappointment with God)这一本书尤使他震怒，他告诉我不必再寄我的作品了。他写了三张信纸，不是为书的内容，而是为了书名。他没看书，可是对书名非常有意见，因为他觉得太大逆不道了。

但是，我因为公干到南非，又怎能不再绕个五百英里路，去看海大伯呢?或许，他本人会有些不一样吧，就像我从前认识的海大伯。或许他需要见识更广的世界。我几个月前就写信，问他可不可以顺道探访他，他立刻回信，语气也温和婉转多了。

从约翰内斯堡到海大伯住的城市，只有一班早上六点半的飞机。我跟太太到机场时，因为喝过咖啡，颇为亢奋，加上咖啡因作怪，更平添了我们对此次拜访的紧张心情。我们根本不知道会是什么局面。海大伯的孩子如今已长大成人，讲话想必也带南非口音。我还认得出海氏夫妇吗?我心理上先放下了自孩提时对海大伯怀有的印象。

如此开始了我一生中最诡异的一天。待飞机着陆我们下地我立刻认出海伯母。但是她头发白了，肩背也因年龄变驼了，但那张瘦削的脸还是她的标记。她拥抱我，然后给我们介绍儿子威廉与未婚妻贝芙莉(女儿住得太远，不能来)。威廉年近三十，英俊和善，是个美国迷。他顺口提到是在毒瘾戒治中心认识他的未婚妻。显然，海大伯对某些真相只字不提。

威廉以为我们会有很多行李，结果借了一辆破旧的大众旅行车。中间的位子已经剥落，威廉、贝芙莉与海伯母坐前面，我与太太坐后面。引擎就在座位下，车厢温度高达华氏九十多度，非常热，还有废气从生锈的地板钻进来。这还不说，威廉与贝芙莉像很多康复中的瘾君子一样，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雾飘到后座，再加上引擎的废气，简直要命。

威廉开车钻来钻去，拼命踩刹车，常有惊险动作。遇到风景点，他还不时回过头指给我们看—“听过巴纳德( Christiaan bar-nard)医师①吗?他以前住在这里。”—他每这么做，车就左晃右晃，行李也从一边滑到另一边，我们则拼命压下肚子里好几加仑的咖啡与飞机早餐。

有个问题我还没问：海大伯在哪里?我以为他会在家等我们。可是我们停到门口时，并没有人在那里。“海伯呢?”威廉卸行李的时候，我问他，想起自己决定不再用“大”称呼他。

“哦，我们本来要告诉你，可是没机会。老爸坐牢了。”威廉说着，手探进口袋再拿一支香烟。

“坐牢?”我的思绪一阵收紧。

“没错，他本来以为这个时候可以出来，可是他出狱的日期延后了。”

我站着一直看着他，等他解释。“是这样子的—嗯，老爸有时脾气失控，写一些骂人的信…”

“我知道，我也收到一些。”我插嘴道。

“是啊，可是他寄过了头，结果惹上麻烦。先进来吧，我们再更详细地告诉你。

我又站了一会儿，想要消化这消息，威廉先进去了。我提起行李，进到又小又阴暗的草屋。里面有双层软百叶窗与帘子，遮住外面的阳光。家具虽然陈旧，但很舒适，比起其他我拜访的南非家庭，更有美国风味。海伯母拿了壶茶出来，我们说了几分钟的客套话，围着我们心里真正想要说的话题打转。

接着我又碰见令我极其分心的东西。威廉养了各种美丽的鹦鹉。因为他的公寓不准养鸟，就放在妈妈家，也不关在笼里。这些鸟是家里孵出来的，所以不怕生，我坐在沙发上，就飞到我肩膀上。有只彩虹吸蜜鹦鹉在我耳边大叫，吓了我一跳，手里的茶杯也差点掉了下来。

威廉笑说：“别理它。我还训练它们吃巧克力呢。我在口里嚼一嚼，它们可以从我舌头上舔。”我紧闭着嘴，不敢看我太太听到这番话是什么表情。

喝了过多的咖啡，再加上烟味与引擎废气，我的胃不太舒服然后坐在阴暗的平房内，濡湿的鸟粪在我肩膀上，还要不时躲开想要啄我的嘴的鹦鹉。就在这种情景中，我听到海大伯不为人知的真相。海大伯礼拜天传讲硫磺与火湖的信息，写恶毒、审判的信给在美国的友人。没错，他大肆抨击世风日下，然而同时，他就在我坐着的这栋湿霉的小屋里贩卖色情刊物。他买进非法出版品，剪下照片，寄给南非的知名妇女，上面写着：“我想要对你这么做。”

其中有位是电视新闻主播，觉得事情不妙，就报了警。警察追踪打字机的线索，查到了海大伯，冲进他的住处。那天发生的细节，海伯母简直讲不下去。警察特种部队包围、强行进入、彻底搜索所有的抽屉与衣橱。他们也扣留了海大伯的影印机与打字机，找到他存放的色情刊物。然后他们用棒球帽扣住他的脸，戴上手铐，把他送到监狱。在这当儿，电视新闻车停在外面，还有一架直升机盘旋在上。故事上了晚间新闻：“牧师因非法行为被捕。”

海伯母说，她整整四天没有出家门，羞于面对邻居的眼光。后来她终于勉强自己去了教会，却受到了更多羞辱。海大伯一直是这间小教会的道德支柱，有不少人因此觉得大惑不解，甚至有被出卖的感觉。这种事怎么会临到他们头上……

那天我断断续续听了前后经过，之后还见到了海大伯。我们用塑胶盒装了午餐，带到监狱，海大伯在运动场里与我们会面。这是二十五年来我第一次与他面对面。我们彼此拥抱。他现在六十多岁，头发几乎掉光，眼眶深陷，脸上是不健康的稀薄牛奶肤色。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以前曾认为他是海“大”伯。

其他囚犯多在利用时间锻炼身体，或是晒太阳；相形之下，海大伯像个幽灵似的。他脸上挂着为自己的境遇深深哀伤的表情。因为他被揭发，全世界对他都一清二楚，他无处可藏。

我们相处的几个钟头里，我依稀看到往日我所熟悉的海大伯。我告诉他以前住的那个街区有什么变化，还有亚特兰大为1996年奥运所进行的翻修。当我提到他的朋友与家人，他开朗了起来。他指出地上各种美丽的南非飞鸟，都是我以前没见过的。

我们没有直接谈到让他锒铛入狱的事件，却在旁敲侧击。他承认自己很害怕。“我听过他们怎么对付性犯罪者，所以我留胡子，也开始戴帽子，作为掩饰。”

探访时间结東，我们与其他访客一同被带出电网围墙。我再次拥抱海大伯，然后走开，知道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几天后，我们搭机离开南非，两人仍然在震惊状态中。妻子主要是从海大伯的信知道他，因此以为会看到一个穿着骆驼皮的施洗约翰一样的先知，疾呼世人要悔改！我期待的则是烈火先知与儿时那个温和的身影之混合。我们万万想不到，见到的竟是服刑的囚犯。

我们探望海大伯之后，他写信的语气谦和多了。不过，他出狱之后，态度又趋于强硬。他强行重回教会(他们已经“解除他的团契关系”)，买了台新的打字机，开始寄出更多对世界的宣告。我本希望这次经历能让他就此打住，对人更有怜悯之情，不再那么桀傲不驯、自以为是。然而，几年过去，我从来没有在他的心中看到一丝谦卑的迹象。

更可悲的是，我看不到一丝恩典的迹象。海大伯讲起仁义道德毫不含糊。对他来说，世界整整齐齐地划分为纯洁的与不纯洁的，而他画地自限，愈画愈小，直到他只能信任自己，不能信任别人。或许，他生平第一次处在别无可寻，只能转向恩典的处境吧。只不过，照我来看，他从来没有转向恩典。仁义道德，即便是有瑕疵的仁义道德，似乎是个更为安然自在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