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奉节县永安镇，位于长江三峡之首瞿塘峡畔，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镇。

二零零二年七月，因三峡大坝建设，古镇被炸毁逐渐沉入江底。那片浸透了血与泪的故土，那个承载了太多的良善与罪恶、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的古镇永远消失了；那座庇护了我家祖孙四代的老院，养育了我五十二年的故乡，我永远失去了它。

我现在寄居的城市深圳，对我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它，想起那座沉没在水底的永安古镇，想起那些已经消失了的令人伤感而惆怅的人和事。

这是我已老迈的象征吗？我也曾多次问自己，要是古镇还在，你还愿意回去吗？回答总是否定的。我失去了养育我的故乡，也失去了我栖息的精神家园。我如同倦飞的鸟儿，天黑啦，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朋友发来一帧照片，照片正中，瞿塘峡口，巍峨的夔门桃子山，左右绵延起伏的赤甲、白帝、乌云顶、宝塔坪遥相对立，宽阔、浩大的水面，如同一个巨大的祭坛，强劲的阳光从翻腾的的云层中射出，形成几根光柱，照耀其上。近百米深的水下就是我沉没的故乡。呜呼哀哉，悠悠故园，我的大南门、十字街，我的左城街、右城街，我的九道拐、青石街，我的府门口、协台坝，还有我的较场坝……在黑暗、静寂的水之渊，你们可曾享受到真正的安宁？

我说我的……是因为我只忠实于我的记忆，是因为我只要想起我的十字街，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在灰暗的天空下，一条灰白的路，长长的一队人，每个人的手都被反绑着，头垂着，无声无息，由西往东，缓缓走过十字街。记忆的镜头慢慢转动，我和一群同我一样大小的孩童站在十字街口，仰着脖子，围着站在长凳上的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很有精神，两只手上下挥动，教我们唱歌：“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反动派被打倒 右派份子想翻也翻不了......。”这是我学会唱的第一首歌；

我说我的协台坝，还是在我读二完小校的时候，老师带领我们去协台坝参加大会，密密麻麻的人，仰望着前方的讲台，台上的人厉声讲话，声音被喇叭放大传得很远，但记不得说了些什么，只听的一声押下去，前面的人群人如潮水往后退，老师双手伸开挡住躁动的人群，招呼我们，不要动，不要动！“啪——！”声音从远处传来，尖锐而很响亮。人群瞬间安静，我感觉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胸口。这算是我人生法治教育的第一课吧；

我说我的九道拐，第一次在夜色笼罩下如同做贼一般溜进九道拐，我已经是一个所谓初中快毕业的学生了。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革命的结局是红卫兵的学生整死了年轻的数学老师。教室空空荡荡，门窗尽毁，满城多是白色或红色的大字报，风吹来，哗啦啦作响。现在想起，仿佛全城在为一人办丧事。闲散在家，整日无所事事。

一天，父亲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小票，对我说，你魏伯抬石头养家不容易，你为我把这半斤酒票晚上给他送去。魏伯是臂戴白牌的右派分子。以我十多年所接受的阶级斗争教育，地富反坏右，不仅是贱民，更是阶级敌人。我家成分不好，我当不了红卫兵。但追求进步，是为不变的初衷啊。我去为右派分子送酒票，被人看见，那不就是勾结阶级敌人吗？好在父亲要我晚上去送。

趁月黑人静，我蹑手蹑脚潜进魏伯家，看见我到来，魏伯又惊又喜，双手接过酒票，朗声问道，你爸还好吧？还好，还好。你小声一点嘛。你魏伯耳朵不好，说话声大。他老伴在一旁解释。魏伯不让我走，要我坐下，问我最近在读啥书。听我说读鲁迅的小说。魏伯的情绪更高，大声为我开讲鲁迅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为我分析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时候，轮到我又惊又喜，似是而非了。

至今我还记得魏伯讲，鲁迅小说艺术性最强的是孔乙己、在酒楼上、孤独者这三篇。临走时，魏伯要我有空常去。而之后，想常去的是我了。不复是做贼心的心态，而是求师问道解惑的欲望。

我最后一次走进九道拐是1980年的6月，一个初夏的黄昏，父亲告诉我，魏伯摘帽啦！我立即赶到魏伯家，向他道喜。魏伯很平静 ，他告诉我，通知他后天去教育局报道。明天他还要去抬石头。老伴要他休息一天，不要去。我也劝他在家准备一下。有啥好准备的？再说，我不去，抬班缺一角，临时人家去哪里找人。远吗？不远，就在南门外。

我是第二天中午得知魏伯的死讯。在南门外建港务站堡坎的工地上，堆积如山的石头垮塌，魏伯当场被砸死。我跑到南门外，在港务站临时售票处狭窄的过道里，魏伯仰躺在那里，一张黄纸盖住了头面，不知谁在他脚前放置了一盏点燃的油灯，火焰飘摇，平时人来人往的港务站空无一人，门窗紧闭。强烈的血腥气使人窒息，我向着魏伯的遗体深鞠一躬，再鞠一躬，赶紧离去；

我说我的左城街，当时我也就三四岁吧，天黑了，父亲拽着我的手，因为我再大一点，他就不会让我拉住他了，沿着石板路，随着父亲悠悠的歌吟慢慢往前走，父亲哼唱些啥？我不懂，只感觉好听。直到我再大一些了，每天都要听到父亲的哼唱，才明白那是父亲在吟诵他写的诗。右手城墙外是长江，我人矮，父亲又挡住，看不见，只感觉到有一股很大很新鲜的气息迎面吹来，一栋高大的房子出现在我左手边，两扇好大的门紧闭着，黑夜里我看不清屋顶，仰望，好像伸入夜空。这是哪里？这是哪里啊？福音堂。我还没明白，前面又一栋房子门开着，里面有灯光照出，还有歌吟声，有两个穿长衣的人像影子一样在门里飘动。他们是啥啊？尼姑。啥叫泥古？僧人。啥叫生人？出家人。出家人？我不敢再问。

直到我小学快毕业了，有了一些朦胧的意识，左城街成为了我向往远方的地方。开始是毛哥常常带我去那里转，我们称为转城墙，我听他讲了无数远方的故事。毛哥死了，我和同学常常相邀转城墙，也多是黄昏后，我们在古老的城墙路来回溜达，想象着夔门外的世界，年轻的激情、憧憬着美好的远方。

那是我的1966年8月，闷热的夏季，学校早已停止上课，进驻了工作组，家庭出身成分好的“红五类”同学成立了红卫兵。学校师生人人自危。

一天，传闻红卫兵抄了孙林绪老师的家，孙老师教二班的数学，年轻而文静，当时也就二十三岁左右吧。听说因为出身资本家，不能考大学，而被安排到城关中学教书。

我是一班的学生，65年的初夏，学校组织我们去五里碑乡下割麦子，我的书包掉在老乡家，被送到学校。书包里有一份我的自学读书计划，班主任文宝碧老师通知我去办公室，说校长找我谈话。在办公室等校长的时间很长，文老师和孙老师还有几个老师都在批改作业，我想一定是孙老师看见我站在那里难受，递过我一本书，轻声说道，给，看书。我双手接过一看，《诗歌欣赏》，作者何其芳，翻开，扉页钤有一颗小小的印章，孙林绪印。直到校长进来，我才合上书。老校长很温和，说是批评我，不如说是提醒我，不要走白专道路。要我写一份检查交给班主任。其他我都不记得了。临走还书给孙老师。她说，借给你看。我好一阵欣喜，接过文老师给我的书包，跑出办公室。

好久以后，我把书还给孙老师，她望着我不舍的样子，笑一笑说，喜欢，就送给你吧。确实我喜欢这本书，书里很多帮助欣赏的诗句，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曾多次在城墙街，对着夜空吟诵：“扬子江涨水了，马上就要奔腾 ，我的心也一样，抑制不住热情。”

几天后的晚上七八点钟，我最后一次看见孙老师，她被学校的大大小小红卫兵押上街，就在走出学校巷子的大街上，孙老师被推推搡搡站上临时找来的桌子上，有近似疯狂的同学把一大瓶墨汁泼在她脸上、胸前，有几个同学用大扫帚戳在她的后背。有一个姓王的女同学跳上桌子，不知是孙老师的沉默激怒了她，还是红卫兵副大队长的职责激发了她，仇恨使她五官变形，她手持一把剪刀，尖叫着，一把一把剪掉孙老师乌黑的头发。我和同学樊刚站在外围，被这狂暴的场面惊得目瞪口呆。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干涉这种违法的行为，可怜孙老师就这样，被自己的学生押着，在永安镇古老的街道游街示众。当天晚上，孙老师被关押在学校教室，负责看守她的学生睡了，醒来，孙老师不见踪影。通向左城街的学校后门被打开。红卫兵同学竟向派出所报案，说孙老师畏罪潜逃了。

又是几天后的下午，我们一群同学在左城街堡坎下长江游泳，忽然，一个人形物体浮出水面，大胆的同学游近看，大叫一声，“孙老师！”是孙老师！当我看见孙老师肿胀的尸体漂浮在浑浊的江水里，我没有一点难受和悲愤,只有恐惧，如冰块一样的恐惧紧紧堵在我心里，连呼吸也感到沉重。

孙老师死了，我们的中学生年代也结束了。孙老师的死，似乎带走了我和一些同学远方的梦想。我们走进社会这个现实的学校。

学习生存，我们几个学生去大南门码头“打起坡。”所谓“打起坡”，就是把从云阳采石场用木船装载下来的石料从船上抬到沙坡上，听说一天可以挣一块多钱，好的时候可以挣到两块钱。

原来这事一直是一帮戴白牌的五类分子干。我们挤轧了他们的“生意，”他们不敢和我们发生冲突。“打起坡”最危险的是从船上经过两块木跳板把沉重的石条抬下去，一般的石条四个人抬，再大一些就是六人。不管六人还是四人，杠子上肩，每个人肩上至少都是一百多斤，走过闪悠悠的跳板，只要有一个人步伐一乱，人和石条就会掉下河。我们四个人，都是找小的。但只干了一天，就出事了。我们抬前杠的同学一慌张，人和杠子、石条一起坠下河去。好在水浅，人爬上岸，后怕，坐在沙滩掉眼泪。

这时候，在一旁观望我们的几个五类分子叽叽咕咕说了一阵，走过来一老者，高大、老苍、阴郁。他对我们说，你们要吃这碗饭，跟我们一起，我们带着你们干。你们年轻，伤了身体不划算。掉下河里的同学走人了，剩下我们三个，接受了他们的安排，四人一抬班，分成三抬班，遇上大石条就又六人组合。我就和这老者一杠。

几天下来，彼此熟悉了，我看他戴的白牌上写着，“黄朝柱、历史反革命分子”。他称呼我小刘，无事很少说话，我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从没有叫过他。和我一个抬班的还有一个人，黒痩、很精神，污秽的白牌上写着，“南奎、历史反革命分子”。他很喜欢找人说话，他自我介绍，过去当过胡宗南的兵，到过延安。休息的时候，人趴在沙滩上，他喜欢玩一种游戏，右手肘关节、腕关节依次击打杠子，嘴里喃喃念叨，“苏州城、杭州城、苏杭二州出美人。”我怎么也学不会。而他可以双手击打。他向我炫耀，过去是在枪托上玩。我叫他南奎。他总是纠正我，要我叫他南伯。

从1967年9月到1969年10月，也就是我所谓初中毕业直到我去乡下接受再教育，我就在大南门外河坝“打起坡。”两年时间，算是真实的社会底层，同社会边缘的贱民同甘共苦，感受到他们生存的艰辛和乐趣，也体会到人性的坚韧、善良和狡黠。

黄朝柱在69年8月死去，他患胃病，身边总是备有苏打粉，疼起来，就抓一把苏打粉放进嘴里，再喝一口水。他说很管用。在他死前两个多月，有一天早上，他没来，南奎说，“他胃病发了，疼得满床打滚”。三天后还没来，晚上，我和同学相约去看望他，这个同学后来当上了奉节县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人。黄朝柱住在化龙桥下的窝棚里，他没想到我们来看他，显得很慌张，一时手足无措。没有地方坐下，站立说了几句话。他就反复说他好了，明天就要去河坝，要我们快走。走上化龙桥，正逢印刷厂的职工敲锣打鼓上街，庆贺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望着灯火照耀下的游行队伍，我和同学不约而同深吸一口气，又呼出来。

那天，黄朝柱脸色很不好，我看见他几次朝嘴里倒苏打粉。我要他和我换杠，他不干，还是要坚持抬前杠。抬着石条走下跳板，我几次感觉他身子的晃动。平稳放下石条，随着一声吆喝“落杠啊——”黄朝柱也倒下去了，大口的喷血！我在当医生后，也没有见过病人这样厉害地吐血，血液很快使四周沙滩洇成一片乌黑……

2003年5月，我和妻子陪同母亲来到已是一片废墟的永安镇，我们居住的老院子解放路61号到十字街一带已全部被撤除，大南门和左右城墙街、古老的城墙、堡坎全都被撤除。水位已开始上涨，“打起坡”的沙滩已是一片汪洋，浑黄的江水跳跃着向上攒动，要不了多久，孙老师投河自尽的左堡坎也将会完全被淹没。一切都将从这个焕然一新的世界消失。包括人们的记忆。

我用带来的相机，请人以被撤除的左堡坎为背景为我留下一张照片，为我和妻子陪同母亲以被撤除的大南门为背景留下一张照片。呜呼哀哉，我们的永安古镇，我们的老院，我们过往的岁月。

二零一二年四月，我和妻子参加小外孙萌萌的受洗，来到了希腊的北部城市卡瓦拉。蔚蓝色的爱琴海在灿烂的阳光下闪耀着碎银般的波光，五颜六色的房屋簇拥着教堂的尖顶顺着山坡起起伏伏错落有致。

“有多少教堂啊？”“你猜！”女儿告诉我，卡瓦拉有六万多人，就有六十个教堂。原来是这样，难怪我们行走在卡瓦拉的每一条街道，每一道小巷，海滨还是广场，在新鲜的空气中，在清澈的阳光下和飘荡的海风里，都能听见悠扬沉稳的钟声。走近一座教堂，钟声从教堂的钟楼顶上发出，离开教堂远了，钟声还在身边环绕，原来是另一座教堂的钟声在敲响。

复活节那天下午，欢快的卡瓦拉渐渐变得安静，黄昏时候，马路上行人稀少连出租车也没有了，低沉而有节奏的海涛声里海鸥尖利地叫声显得更清晰。晚十时，八十三岁的亲家翁率领大家十多口人走去附近的教堂。深邃的夜空，星星眨眼，海风自由地奔跑跳跃。远看教堂灯火璀璨，歌呤隐约随风传来。走近看，教堂门外搭起一座平台，几个穿戴如神父的人站在台上，其中一个站在台中央手捧一本大书放声吟唱。女婿告诉我，是神父在用希腊语诵读福音书。平台前，许多的人手持燃烧的蜡烛安静地伫立着，烛光闪烁，神情肃穆。我们也都获得长长的白色的蜡烛，相互点燃加入伫立的人群。

我和妻子在国内参加过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公判会、誓师大会、庆功会......，有幸参加这种集会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此时的卡瓦拉一切喧嚣全部平息，唯有神父持续吟诵福音的声音抑扬如波流畅如水沉厚如醇随海风传向天涯地角。临近午夜十二点，神父吟诵声更加高昂，烛光飘忽，如春风拂过，安静的人群里轻轻骚动。顿时，教堂的钟声敲响，一声紧接一声，如春雷滚过大地，如甘霖洒落，人群里发出悦耳地欢呼，啊，复活了，基督复活了！人群移动，每个人捧着烛光循着来路走回家。整个卡瓦拉烛光灿烂，欢声笑语。

这时候，我想起我消失了的永安古镇，我生命的出发点，我的故乡。小时候的晚上，父亲牵着我的手走过古城墙，黑夜里，教堂高大的尖顶隐没在黑暗中。“这是哪里？这是哪里啊？”我问父亲。“福音堂。”福音堂！啊，我故乡的教堂，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你的钟声。今天，在卡瓦拉六十座教堂自由、雄浑、辽阔的钟声里，我找到了我的故乡，我灵魂栖息的家园。啊！对天国的盼望，对福音的渴慕，对人性复归的期盼，是我永恒的乡愁。

2021年4月复活节，节选修改自

2014年4月《我为何成为一个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