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独立出品【回家过年系列之三】

文| 喻书琴

超前消费已成乡村风气。看别人盖洋房，借高利贷也要盖新房；看别人摆十桌酒席，要摆上十五桌才风光。钱已坐上龙头老大的位置，纯朴民风难寻。谁家最有钱，谁家就最风光、最有本事，而不问这钱来的渠道是否正当。教会中许多弟兄姊妹也席卷于拜金主义的浪潮中。

我来自江西某地一个偏远的农村，有两个姐姐，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从小开始，家人就告诉我，活着的目的就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父亲在我9岁那年得了肝癌，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儿啊，你一定要考上大学啊。这是我死之前唯一不能瞑目的事情，就是我无能为力支持你们上学，也看不到那一天了！”我听到这些话，泪水就止不住地流。

我答应了父亲。父亲听到之后，长舒了一口气，仿佛他最挂念的东西已经放下了一般。

后来，我奋发图强，终于考上了北京大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但父亲无奈而充满留恋地早早离去，让我很早就感觉到父爱的缺乏，却又是那样弥足珍贵，让我心里变成一个孤儿和浪子，渴望并在各处寻求相同或相似的爱，却寻找不到。

毁坏人生命的，不是苦难，而是麻木与恐惧；心灵最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爱与安息。但何处是我灵魂安息之处所？何处有永不止息的爱的源泉？

在读研期间，我真正信主了，内心洋溢着爱、喜乐与感恩，每年回家过春节，都很热心向老家亲人传福音。我记得有一年去看望大病中的伯父。这位伯父生了六个儿子，可谓一生操劳。我真希望他能安心养病，更愿他能有机会听到福音。

在聊天的时候，伯父几乎大部分的时间在说当官如何如何荣耀。哪些仕途亨通的大人物提拔了他的儿子，建设了他的家乡，家乡人有多沾他的光……我知道他觉得我们家族一直没有当官的，很期望出一个大官，或许他在期待我这个中国最高学府的高材生能够实现他的梦想，然而，我当时想到的却是主耶稣，是诸先知……

我想，寻求自己荣耀的人最喜欢在家乡做善事，因为家乡是他熟悉的地方。帝王也总是在家乡崛起，因为家乡是他的中心，仿佛是他的王国，自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衣锦还乡之人，就仿佛是在家乡当上了国王一般。所以家乡是世人在世界上的中心，自己又是这个中心的中心。但先知不同，他是以神的国为国，以神为中心，就必须弃绝家乡，包括自己，才能成为先知。所以先知一般受家乡人的弃绝。正如耶稣被拿撒勒人弃绝一样。除非这个家乡是神的国彰显的地方……

告别伯父后，我便默默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爱家乡的心，但不是因求自己世上的荣耀，乃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求你眷顾我的国家，这个多难的神州，不是求神州地上的富强，而是求神州被你得着。

一晃又过了好几年，现在的我早已经研究生毕业，曾有一度在某全国著名的计算机企业工作，后来又辞了职，就读神学院，开始走上全职服侍的道路，而期盼家族中能有后人飞黄腾达的伯父已经过世，至死也未接受救恩，妈妈还在慕道过程之中，而姐夫们对我辞职牧会的决定难以理解，觉得走这条自甘清贫的道路很傻，而老家的福音工作依旧荒凉。

所以，作为村里第一个基督徒，每次回家过年，耳闻目睹家乡的现状境况，都会更多一份为家乡代祷的心……

村里老一辈人基本还是受家族宗法思想的影响。比如今年这两天回家，就发生了一件让我挺纠结的事，村里正在建一座宗祠庙宇，要求每家都得捐款。我不想捐，倒不是因为舍不得花钱，而是因为作为基督徒，到庙里烧香拜佛与我的信仰有悖。

此外，我愿意将钱投在真正有需要的地方，比如村里的基础教育或基础设施，但我不顺服权威的立场，就难免引发了村里年长一辈的一些流言蜚语，比如认为我忘祖不孝之类。我觉得问心无愧，但我妈妈作为长辈，面对她同辈的族人，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好在大家都是乡里乡亲，平时关系不错。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年轻一代，家族宗法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式微，更多受的是城市化浪潮中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影响。这些年，家乡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出去了。没有上大学的，多去做泥工或瓦工或瓷工，因为镇子上开了好几个陶瓷城。比如我的姐姐、姐夫现在都在镇上的陶瓷厂上班。

年轻人的人生目标基本都是赚钱。因为钱赚得越多，排场越大，越证明你有出息。大家都会相互打听谁家的房子多，谁家的房子大。所以，赚到钱的就在镇上买房子，并在村里盖房子，哪怕一年也回村里住不了三四回，也是另外一种空置率，但很扬眉吐气；没赚到钱的，就把孩子放到村里让老人带，自己继续在外打工，春节回家也有点底气不足，因为住的还是旧房子。

这也导致村里有不少悲剧的婚姻。有些年轻人，在外面赚的钱不够，娶不到本地媳妇——现在农村彩礼费真是不菲，到了老光棍的年龄，只能娶外地女子，而不少外地女子来自四川、贵州等更穷困地区，有的可能是从人贩子手中拐骗过来的，属于买卖制婚姻。我的小学同学就有好几个这种情况，妻子生了孩子之后，就趁着丈夫婆家人不注意偷偷跑了，留下孤苦伶仃的孩子，给老人养着，自己在社会上混吃混喝，很无奈。

而农村那些上了大学的年轻人，出路会更好吗？也不一定，现在和10多年前不太一样了。随着高校的扩招，读个大学越来越容易，大学生不再是天子骄子，但大学毕业后，尤其从本省二三流大学毕业后出来的农村孩子，因为专业竞争力弱，水平有限，再加上经济形势不景气，就业形势饱和，不容易找到有前途的工作。

他们看到这几年阶层流动的日益固化，二三线城市房价的日益高涨，知识改变命运可能性的日益艰难，自己又没有富二代、官二代的后盾资本，依然还在农二代的孤独奋斗中，甚至发现自己十年寒窗苦读之后，到了社会上，挣的钱还不如那些没读大学但赶上机遇闯荡做稳生意的高中同学，就会觉得高不成，低不就，变得抑郁、迷茫、焦虑、失衡，特别需要有健康宽广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支撑，但整个大环境都是急功近利的。

因此，无论上一代老年人所受的思想价值体系，还是这一代年轻人所受的思想价值体系，都与福音有冲突，所以本村依然没有教会，临镇上倒是有一个聚会点，但走过去需要一个半小时。我有一个姑姑现在愿意信主，但因为没有教会，没有牧养，只能我时不时打电话回家，做一些牧养的服侍，但总感觉远水解不了近渴。

而附近镇上几个为数不多的教会，由于年轻人少，有文化的人少，传道人少，没有什么薪水，没有什么装备，还时不时遭遇像东方闪电之类异端邪教的搅扰，导致天真简单的信徒被掳走。我也是盼望主能差遣有异像、有负担、有装备的工人，愿意一家人在农村扎根，服侍这里的信徒。

每次过年回家，探亲访友，都会发现村里房子越盖越多，越修越漂亮，物质条件也越来越好，但细细和亲人或邻舍或发小一起聊天，却会发现大家内心反而越活越劳苦愁烦，劳苦愁烦来自于互相的攀比，来自于对未来的焦虑，来自于对钱财的过度倚靠，而根源还是来自于内在信仰的缺失。

求主怜悯这片人心流离失所的村庄！

我来自福建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子，很感谢主，一些农村教会早在解放前就已经建立了。而且在我们那边，半数以上的村庄有教会，虽不是全村归主，倒也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村民都是信主的。更有甚者，整个家族都同蒙神的恩典，比如我家就是如此，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四代基督徒，而且我的父亲还是当地教会片区的负责人。

记得小时候，每一年都有福音布道大会，聚会处挤得满满的，教会的人数每年都有增加。那段时期，也有一些得了绝症的和被鬼附的病人来教会，通过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祷告，神的大能在教会彰显，绝症得医治，被鬼附的得释放，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关爱，也满有神同在的喜乐。

可是，如今不一样了，就在这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已经好多次听家乡弟兄姐妹们说，现在村镇教会如何荒凉。而每次春节回到家中，和父母、和当地教会中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交流，发现果真存在许多难处，迫切需要众弟兄姐妹的代祷。

在客观环境上，这十几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逐渐瓦解，在福建浙江这一带的农村，几乎已经没有年轻人愿意呆在家里承传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祖业。大批的农民涌向城市，有的弃农经商，做起了乡镇企业；有的弃农务工，在北上广等地寻找机会，他们出去见识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后，见识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的高消费水平后，心再也无法安分。礼义廉耻等传统思想快速瓦解，不择手段地赚钱已经成为共识。

还有大部分农村人，他们虽然没有赚上多少钱，但他们却学习了城里人的互相摆阔的陋习。看到别人盖起了洋房，他就是借高利贷也要盖新房；看到别人摆了十桌酒席，他就要摆上十五桌才风光。

超前消费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另外，在农村稍微有点能力的人都想办法要迁移到城里去，因为在城里做小工都比在家里务农强。在农村里，钱已经坐上龙头老大的位置，纯朴的民风难寻矣。谁家最有钱，谁家就是最风光、最有本事，而不用问这钱得来的渠道是否正当。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教会中许多弟兄姊妹也席卷于拜金主义的浪潮中。比如，我们那边好些福音未得之地的村庄都去一线城市的郊区开发廊，一村一村地去，一家一家地去，男人开店拉皮条，女人驻店做小姐，非常挣钱，挣大钱后就衣锦回乡盖新房，全村人都艳羡。

于是，慢慢也有一些基督徒家庭的年轻女孩，文化程度不高，务工务农都没什么前途，也就被非信徒的亲戚或老乡说动心，跟着来到一线城市长见识，慢慢放松警惕和底线，开始用自己的身体赚取钱财。甚至有的教会中，连信主多年的姊妹也出去赚这样的不义之财，而一些受洗过的弟兄则曝光出办厂有钱后和其他信主姊妹闹婚外情，好些教会都有类似情形。停止领圣餐的人不少，而这些人却已经停止惯了圣餐，认为让自家发财致富自然比领受圣餐更为重要，至于发财的手段则不必细加追究。

所以，村里一位九十高寿的老弟兄惊呼：“罪恶的潮水已经冲进了教会，在文革时期没有倒下的教会，在市场经济时代却倒下了。圣洁的教会啊，何竟与世界的拜金潮流同流合污！神的子民呀，何竟容许罪恶之酵在教会中发作！灯台上的灯光微弱，甚至已经熄灭！”

既然如此，教会失去应有的权柄和见证，肢体间失去爱心，福音之门关闭就是显而易见的结局了。看到教会这种可怜的光景，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心中非常难过，可是他们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也很软弱，在信心上起起伏伏不能持久，也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帮助软弱的弟兄姊妹。

而且，在现在的农村，人情债非常重，盖房、做寿、生孩子、各种红白喜事，要送的人情款项都很高，10多年前送只鸡鸭就可以，现在都得送钱，远亲少则几百，多则上千，村里人七大姑八大姨亲戚又多，不送还不行，就在这一项支出上，一年花销就要上万，这也逼得村里人不得不想法设法挣钱攒钱，来维持熟人社会中这份压力山大的礼数和面子。即使基督徒也没法抵制这种畸形风气，同样延口残喘。

农村教会以往最薄弱的就是真理的教导和牧养，在各教会负责教会的弟兄很少有读到初中毕业的，很多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更不用说，教会中有些弟兄姐妹斗大的字都不认识一个。

基督徒们的儿女一代有时候回到老家的教会，却发现老家教会有许多传统的束缚，圣诗唱得有气无力，祷告的时候是那公式化的一套，讲台上的信息不能解决他们心中的需要，整个教会缺乏活力，也没有牧者能够及时理解他们的思想，更新他们的灵命。于是他们对信仰无法产生兴趣，觉得还是赚钱要紧。这样，在他们人生确立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阶段，就无法完成从遗传的基督徒转到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之间的转化。

农村教会的另一危机就是原先在教会有所负担的基督徒流失严重。因有许多人都搬到城里去了，他们离开了本家的教会，却因为生活忙碌的缘故，无法融入当地的教会。这样一方面，城里教会没有专门的措施牧养这些移民信徒，另一方面，农村教会却因此失去了许多柱子而更加衰微。

农村教会缺乏真理的建造，最好能够有条件地对农村教会的带领人进行牧会的培训，同时也需要大批愿意完全委身乡村事工的年轻一代基督徒起来。尤其现在神在知识分子当中兴起福音的工作，如果这些知识分子基督徒愿意经常到农村进行短宣工作，或干脆长期在农村帮助建造教会则更佳。

另外，现在中国正在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的人口在不断增加，农村人口不断萎缩。如果城市教会和农村教会能够建立密切的合作，或许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因为许多农村的基督徒或基督徒儿女就是因为在大城市中找不到教会，或者找到了教会，而教会却几乎没有针对这些人的一些关怀措施，这些人以后就不会去教会了。因为他们原先在家里的教会并不大，弟兄姐妹之间能彼此互相关心，到了城里的大教会，却再也没有人理他们。

相对来说，信二代的大学生群体一般去了大城市，容易找到大学生团契或相应的同背景教会，比如，我来大城市之后，现在所在的教会很多信徒便来自全国各地传统基督徒家庭，这些家庭的子女因为在北京读大学的契机，通过老家教会负责人的介绍，来到我们当中，接受装备、造就、牧养。但信二代的打工者群体就不那么容易找到合适他们的教会，真是求主怜悯！

如果城市教会能够注意从分区到小组到团契的层级牧养，则教会就能够顾及每一位肢体的需要。城市教会也可以差派固定同工到周边乡村进行牧养或协作牧养工作，这种城市结合农村的牧养应当能相得益彰。农村教会在真道上可以得到加强，城市教会也可以向农村教会学习一些单纯的信心和爱心的功课。

在教会间展开合作时，会存在一个严峻问题——宗派的问题。在我们这一带的农村教会，狭隘的宗派意识过强，特别排斥其他宗派的教会，当然，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多了。农村教会因为真理根基薄弱，许多人判断教会是否可以合一，都是从表面的许多仪式、边边角角的一些礼仪细节判断。因此，国内各宗派、各地区间教会领袖的相互求同存异的对话，需要更多开展。

村镇教会情形如此，确实令人心痛不已。我们唯有祈求庄稼的主人，差派更多的工人来，也希望春节期间从城市回到各自老家的弟兄姐妹，尽管回家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但不要放松自己和世人一样只是吃喝玩乐，歌舞升平，而是能够敏锐洞察到属灵的干渴和需要，为家乡警醒代祷祈求，对乡亲多加关怀探望……求主在村镇教会复兴祂的工作！唯愿父神大能的手，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托住教会，重新让教会在世界上发光，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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