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收听生命之光，我是晨风。

上期我们讲到，官山的粮食价格不断攀升，日军的野蛮行径也是越发增多，于是宣教士们打算寻找安全的地方，搬离官山。

在这集里，他们跟随神的带领，将整体迁往自由区。不久后，日军对英国和美国宣战了，300多名日军包围了礼拜堂，用重机枪对准何义思这位美国宣教士的房门。重重危险的包围中，神会怎样带领何义思他们的路呢？

一起走进《谁掌管明天》的第二十二章——分秒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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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返抵官山，立即向其他同工报告此行经过。结果大家都一致认为：既然是神明显的带领，我们也就理应用信心踏上去。于是，我便向肇庆的市政府申请过河的通行证。当局也是照例慢吞吞地答覆——可是，米价已经上涨得非常厉害；我们一个月大概需要四千块钱买米，比较自由区的价钱高出两倍半以上。等待之中，神让我们学习了忍耐的功课。

终于，一切都收拾妥当，通行证也发下来了。我们便租下一艘大木船，循西江行驶一段路以后，就可以抄最近的陆路走。全队共有五十个孩子，十九名成人；包括教师、护士、厨子和工人等，还有一百一十件大小行李。虽然只有不到九十里的距离，可是孩子们却足足走了六天。

我们分别坐了七次船，再经过荒山峻岭——这一行杂乱的队伍就像其他的难民一般，抬着五十五担行李，还有二十八个小孩，每个孩子装在一只米箩里；此外是二十三个孩子和十七个大人跟着，然后又有两副轿子（两位不良于行的妇女坐着）……

沿路上人们都待我们特别好，也许他们是被这景象感动了吧！我和两三个女工先走一步，希望可以赶完二十二里多的山路，早点把地方清洁一番，准备迎接大队抵达。

那里的区长很和蔼，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他的办事处就在我们饭堂隔壁，所以常常走过来看看，又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孤儿院有两只大饭锅，每只直径三尺，但是厨房内只有一个灶头。区长立刻派人来替我们造好另一个灶头，又请木匠替我们造了两个木盖、有时他会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有一天他说：

「我应该也是基督徒！在广州时我是男青年会的会友！」

不过，他又赶快加上一句，“由于他有六个太太，所以大概我们也不会喜欢他加入了！在每处要因公事经常来往的市镇，也都有金屋藏娇，他认为，这样可以省掉旅馆的花费！”

七月间我再回到官山去，要把几个预备进高中的学生带返后方；我们来去都未曾引起日军的注意，所以没有什么麻烦。两天后，不知怎的日本人突然进兵，把河东的小镇全占领了，并且宣布「封锁河道」，不准任何人渡河。幸好我和几个孩子早已安全抵达自由区了。

十月，我收到两位德国姊妹从官山寄来的信；他们希望我能够在月底回官山一次，因为教会的年议会需要决定怎样继续发展工作。沿着旧路渡河似乎是困难重重，因此他们建议我取道香港及广州回去。

可是，我根本没有办法这样绕道下香港，交通和费用都是大问题。其次，我的「唐装衫裤」只适合在内地穿着，到香港那么复杂的地方就非常不方便了。

于是，我只有暗暗打听，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法。一些从官山到肇庆来的朋友告诉我，中国游击队每晚都会偷运洋油渡河，送回大后方，我可以安全地跟他们一起过河去！这看来是唯一较有把握的方法，我便挑选了两个人陪我：一个是圣经学院已经毕业的青年姊妹；另一个是李星寿先生的儿子，今年已进大学了。他们暂时都在难童院帮忙；而且年轻力壮，是很理想的旅伴。

我们三人由肇庆一直走到渡河的地方，路上遇着大雨，小径异常湿滑。然而我们终于在入夜前抵达游击队的集合处，有几只小艇在岸边已整装待发，只等候天色变黑，便立即启程。我们登上其中一只船，不久，便在漆黑中渡河过去：

「你们看见在左前方那盏灯光没有？如果它不熄灭，我们就保证平安无事，不然，我们便要折回头了。」

听他们这样一说，我们很自然紧张地盯着那小点火光。忽然，火光跃动了一下，便不见了。水手立刻提起船桨，屏息地等待着——大家都全神贯注在那信号灯原来的位置；毫无声息地，一会儿，它又亮起来了。

「看见了吧？在河堤下有一隐蔽的凹处，那里睡着一个老乞丐。我们买通了他担任放哨，一旦有日军在上游太平镇下来。他就会吹熄灯火，表示有危险。可能刚才是一些其他人走过，引起误会了吧！」

过了河以后，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回家。就在蔗田的转角，猛不防的一管枪对着我们！但大家立即报上身份以后，才知道原来是一位闻名的游击队长。他称呼我作「西樵大恩人」，又客气地邀请我到他的家住宿。我们谢了他的盛情，表示要赶路回官山，于是他便派手下护送我们一程。

留在纯光园的同工们见到我在半夜回来，都吓了一跳，因为就是在战前太平的日子，他们都不敢在入夜之后赶路，何况现在是无法无天的时候，我们竟可以安全无恙的回来，这不是「神施恩的手」在保护的明证吗？

怀着兴奋的心情会见了各布道所的同工，然而我也同时听到因为战争的缘故，工作是越发艰难了，有的市镇被抢掠一空以后，还被人放火烧成灰烬。另一间布道所又被日本人强占；大多数的弟兄姊妹不是罹难，就是搬往大后方去谋生。

会议完毕后，我仍逗留了两个多星期才回永丰市。两位德国姊妹也有干不完的工作；既然日本人待他们是「盟友」，她们遂一直留在官山。战乱的年日里，她们不断地鼓励弟兄姊妹，服待病者安慰周围惨尝国破家亡滋味的难民，并向垂危的人见证主的拯救。虽然战争夺去了人们的幸福，但是，神却藉着他的使女，将天上的平安赐下。

回永丰市的途中，我在肇庆遇到另一位美国传教士毕师母。她非常焦急要想到香港去，因为早已订好了圣诞节后的船票回美国。当她获悉我安全往返官山时，便请我再带她走一次，因为这会比绕道下香港容易得多。我却觉得必须先回水丰市见见那些孩子，不过我答应她会为这事祷告，看看神如何开路。

一直在三村工作的李学基牧师也到了肇庆，因为很久以前他曾协助过毕牧师的教会，所以对附近的地形很熟悉。既然他很希望看看我们的「新居」，探访一下孩子们；我也乐得有人陪着走那大段山路。

难童院的孩子们热烈的欢迎我们。住了数天，李牧师和他的同伴便要走了。我也计划与他们一同回肇庆，试试想办法带毕师母下官山去。毕师母年纪大了，眼睛又瞎了，没有人陪伴是不可能行动的！

要启程的那天早上，我大清早便起床，觉得精神爽朗，正好走长途的路。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我总是食不下咽！检查之下，我并没有任何病征，也没有发烧，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于是，我只好托李牧师带消息给毕师母，告诉她我一旦可以吃东西便赶去找她。目前的情形，空着肚子是不可能走二十二里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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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之久，我只能喝流质的食物，第四天早上，我好像霍然痊愈了，可以如常地吃饭工作。我立即赶往肇庆，见到了毕师母，她好像有点纳闷，不高兴我迟了那么久。那天又刚好是星期六，要等星期一才能申请到她的通行证。

星期一，我往广东省银行办一点事，顺便见见那位经理。他是基督徒，而且和我非常熟悉：在倾谈中，我提起毕师母和我要兼程下香港的事：

「啊！不好了！她不可能再走，因为日军已经向英美宣战，正在攻击香港；况且，太平洋已经封锁了！」。

我连忙问他如何得知这惊人的消息，因为根本没有报章传递新闻，他给我看从他们在曲江银行总行打来的电报。照情形看来，还是千真万确的事！我们美国既参战，那么，毕师母和我便没有可能再起行，只好改变计划了。

两个星期后，戚二姑托人暗暗送来一封信，告诉我最近大约有三百多名日军又来过官山一次，那是在十二月九日。镇内的人看到他们，直觉地知道大祸临头了，可是这次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眼看着整队皇军来到礼拜堂，包围了我们的几间房子，所有的士兵都执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虎视眈眈地守在四周，一挺重机枪就对准了我屋前大门。然后，几个军官冲了进去，准备把我这个美国人捉往集中营——可是，我不在那里。

冯三姑刚往佛山去看看那处卫理会医院的情形，只剩下戚二姑来应付那些日军的盘问。他们搜遍了屋子的每一角落：

「要是你把她收在什么地方，当心我们把你斩首示众！」

虽然他们用尽威逼利诱的方法，结果当然是徒劳无功了。抓不到那美国人，他们退而宣布要接管这座房子。于是，孤儿院的美国旗被除下来，换上了一面太阳旗，并宣布：

「从现在起这里就是皇军的产业了。没有我们批准，任何人也不得移走什么东西！」

但是，他们并没有抄下一张物品清单，只是口头这样说说就走了。李先生待他们刚离开，便立刻跑到「有关人士」那里查问清楚，究竟日军是否当真要接管教会的产业？这些负责官山地区的「伪政府」官员表示「我们可以若无其事地继续救济工作。

于是，我便陆续收到了一些忘带走的冬季衣物、被褥和书本等，都是藉秘密方式「偷运」过来的。皇军始终没有再来占据教会，可能他们看不上眼，也可能他们根本忘记了这回事，两位德国姊妹仍是时常紧守岗位，料理所有的事务，弄得井然有序。直到战争结束，我再回到官山时，一切都和四年前一样。

如果我不是莫名其妙的「病」了三天，毕师母和我到达官山的那天，将正是日军前来抓人的同一天了！

天上的时钟，真是永远不会有分秒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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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这一集我们实在看到了，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祂用身体不适来拦阻何义思和毕师母前往险境的脚步。正如义思说的，我们赐平安的神，祂在天上的时钟真是分秒不差！

今天的生命之光就为您播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期待您继续关注，我是晨风，《生命之光》，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