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文章中谈到，21世纪的当下，价值多元、伦理失序，许多人生活在精神真空的虚无中，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和方向。  

在绝对真理被解构的后现代社会，有时候人们的对话是艰难的。很多观点僵持在某个点，恰恰是因为缺少标准。可问题在于，衡量这一切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人人都在寻求幸福，人人都在追求成功，人人都想使自己的一生过得有意义。但是，问题在于衡量这一切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我们的常识。衡量人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这实在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大而言之，“精忠报国”，“为人民服务”，“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建立共和国家”等等，这些提倡和理想，也都需要一定的标准。否则就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而已！

从小处说，即便是后现代的年轻人，一边反对权威、标准，一边仍需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选择，以及心中的自我定位。从衣食住行，到工作、爱情，没有标准就无从选择，标准模糊易变就难免困惑。

标准的问题，就是道路的问题。没有标准，就没有道路；合乎标准，就是走正路；不合乎标准，就是走邪路。人生若是没有明确的标准，个性强的就会任意妄为，自行其是，甚至硬把自己的标准强加在别人身上；个性弱的就会随波逐流，左右摇摆，甚至被人洗脑，成为周围社会或他人的标准的牺牲品。

基督教信仰对于人生首要目的的回答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基督教信仰对于人生至高标准的回答就是：“记载于旧新约圣经中上帝的话语，是指导我们荣耀他，并以他为乐的唯一标准。”（参《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不管是我们个人的修身养性，安身立命，还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上帝所默示的圣经，才能为我们的人生提供明确的指南和标准。

“启示”就是揭开、阐明，使原来隐藏的，没有被人发现的东西，成为人所能够知道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而言，一切真理的发现都有“启示”的成分。圣经（《雅各书》1：17）中记着“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因此，即使没有明确地归信基督教的人，他们对真理的发现和阐述也是来自上帝的恩赐，这就是上帝的普遍恩典，上帝基于这种恩典，通过自然、历史、人心，向人们启示他自己。这种在任何时间、地点，任何人均可领受的启示就是普遍启示。（《马太福音》5：45）说：“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毋庸置疑，古往今来，海内海外，都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在探求人生的标准问题，并且也都有很多卓越的见识和表达。屈原在其名作《楚辞》中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孔子的（《论语·颜渊》）提倡“克己复礼”，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处所强调的“礼”当然就是人生的标准。当然，孔子从来没有追问，历代儒家人士也都很少正视的根本问题就是：他们所强调的“礼”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到底有什么保障呢？难道仅仅因为是孔子所喜欢的周朝制度，就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吗？

我们当然不否认这种从普遍启示中感悟到的思想的价值，但是这种思想是否是真理，最终仍然需要由特殊启示来作终极性的判断。

著名基督教神学家巴文克,谈及孔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外邦宗教中的“圣人”时,强调说：“不能说这些人是蓄意骗人的，或说是撒但的使者。他们都是诚实人，在他们的心中，在部落的信仰与其本人所得的光照的意识之间，都有相当的交战。由于所得的亮光，他们都向着真正的幸福全力以赴。”他们在宗教和道德上,都给自己所在的时代和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触动和改良，但在偶像崇拜的本质上，仍然是“一丘之貉”，既不能带领人真正认识独一的创造天地的上帝，更不能使人认识上帝所赐下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参《基督教神学》39-40页）

特殊启示就是上帝向先知和使徒，特别是通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而向人所显明的真理。这种启示不仅直接关涉到人的灵魂如何得救的问题，也为普遍启示提供了终极性的判断标准和尺度。

因此，17世纪英国清教徒神学精华性文件《威斯敏斯德信条》头章头条，就在承认普遍启示，也就是“自然之光”的价值的前提下，充分强调特殊启示的重要性：

“自然之光和创造、护理之工，原彰显上帝的慈爱、智慧和权能，使人无可推诿；但它们并不足以将那得救所必需的对上帝及其旨意的知识给予人；所以主乐意多次多方将自己启示出来，向教会晓喻他的旨意；以后主为了更好地保守并传扬真理，且为了更加坚立教会，安慰教会，抵挡肉体的败坏以及撒但和世界的毒害，遂使全部启示笔之于书。因此，圣经乃为至要，因为上帝从前向他百姓启示自己旨意的这些方法，如今已经止息了。”

范泰尔强调，这两种启示所带来的知识，“共同组成了同一个真理体系。”（注1）基督教不仅强调特殊启示的重要性，并且特别强调圣经本身就是上帝全部特殊启示的纪录，乃是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最高标准。对特殊启示的强调，凸现了圣经的重要性，使得基督徒时刻自觉地以圣经为标准，来调整自己的信仰和生活；对普遍启示的承认，使得基督徒自由地接纳世界各种文化的先进成分，去伪存真，积极地用于荣耀上帝，造福他人。

当然，不管是谈及特殊启示，还是谈及圣经本身，我们都不能不谈及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是认识整个圣经的关键，也是明白基督教的关键。“耶稣”是常用的名字，在希伯来文中的含义就是“耶和华拯救”；“基督”在当时也是通用名称，这个词来自希腊文音译，根据希伯来文音译则是“弥赛亚”，意思就是“受膏者”。这两个名词合成“耶稣基督”则成为特指性名词，是指新约圣经中所记载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上帝所赐给人的救世主基督。

在旧约圣经中，担任先知、祭司和君王三大职分的人，往往要接受圣油的膏抹，表明他们有来自上帝的呼召和恩赐。先知的职分就是向人民陈明上帝的律法，并且由此向人民发出判断和警戒（参《但以理书》9：10）；祭司的职分就是向人民讲解上帝的律法，对具体的事务作出判断，并且按照上帝的律法献祭（参《申命记》17：8-13；33：10）；君王的职分则是根据上帝的律法施行统治（参《申命记》17：18-20）。

中国哲人老子对“道”本身有许多天才的看见，比如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1章）等等。但这些对真理的感知，仅仅是来自个人的非常有限的理性上的猜测，并不具有知识上的确定性。基督教所信奉的圣经的奇妙性，就在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首先，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约翰福音》1：1）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只有在圣经中才向我们显明绝对的道，就是有情有义的上帝。孔夫子在（《论语·里仁》）所孜孜追求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从圣经启示的角度来看，绝不是抽象的道理，而是人可以为之生，也可以为之死的道，这样的道只能是上帝本身。

其次，就是这样的道，却取了有限、且有罪的人的形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14）。耶稣基督不仅取了真实的人的肉身，并且在这肉身中向人讲明上帝的旨意，又用这肉身承受各样的痛苦，承担人犯罪当受的刑罚和苦楚，甚至死在十字架上。

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壮举义举。所以，保罗感叹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7-8）

最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不仅以这肉身死在十字架上，被埋在坟墓之中，并且在死后第三日，又以肉身复活了，且多次向门徒显现，长达40天之久，最后在众门徒面前升上高天。历世历代的仁人志士、先圣先贤，包括孔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等，他们都死了，但没有人能够复活，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本身就是掌管生死的上帝，他的教导本身也是直接来自上帝的教训。

因此，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死里复活，从根本上证明了圣经是上帝的话，是绝对的权威，使得圣经本身不仅成为绝对性的标准，也成为上帝改变人心的大能的工具（参《罗马书》1：16；《希伯来书》4：12）。

圣经的权威性源自上帝自身。虽然我们能从圣经的功效、内容的庄严、版本的保存、预言的成全、考古的发现等，各个方面来证明圣经在人类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地位，但是圣经的权威性最终并不是依据任何证据，而是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并且圣经不仅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也指导我们人生应当如何度过。“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

各种证据和说明，都不足以说服人相信圣经的权威性，更无法帮助人活出所认识的真理，除非是圣灵在人心中做工。因此，加尔文强调说：“人心不会领受圣经，除非是圣灵在人心中首先给人内在的印证。”（注2）前者是圣灵的默示之工，后者是圣灵的光照之工。

因此，当我们谈及宗教与人生的标准的时候，唯愿当初默示这无谬圣经的圣灵，继续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在人的心灵中，使人明白圣经，并通过圣经而认识独一的真神上帝，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强调的“永生”（参《约翰福音》17：3）。

同时，当我们认识到人生有标准，这标准来自于造物主上帝后，仍需恳求圣灵光照并引导我们，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心中作王，以便在生活中活出美善。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上帝将真正的价值和标准赐给我们了，也将帮助我们实践其价值和标准的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当在日常的生活中顺服祂，荣耀祂。

好了，今天的生命之光就到这里结束了，本期文稿作者王志勇，责编依凡，我是智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