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六二年，推行政教合一的查理士二世，为了维护英国国教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地位，颁布了新的《一致化法令》（Uniformity Act）。一致化法令规定除了英国国教之外，在其它场所的崇拜都是非法的，故此约有二千个传道人，情愿牺牲他们的收入，也不肯就范，去担任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

这种强压的手段并不生效，到了一六六四年，英国各地的清教徒（Puritans），和英国国教的异议者（Dissenters），仍纷纷在各地秘密举行家庭聚会。

甚至在英国的监狱中，也不乏同情新教徒的狱卒。有些狱卒对本仁约翰特别宽松，有时竟悄悄的放出本仁约翰，让本仁约翰可以到外面讲道：当然本仁约翰事后要准时回到监狱，才不会连累善待他的狱卒。

本仁约翰在监狱中，又一直利用时间写作。他曾出版一本四行诗的诗集《狱中默想》（Prison Meditations），展现了本仁约翰的作诗才华。

除了诗集，本仁约翰还写了几篇长文，包括《一件需要的东西》（One Thing Needful）、《圣城》（The Holy City）、《死而复活》（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然而在本仁约翰当年所出版的诗文中，最优越的一本书，是一六六五年完成的《罪魁蒙恩录》（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这本书是本仁约翰的自传。正如盖恩夫人的自传、芬尼的自传、慕勒的日记、约翰·韦斯利的日记一样，本仁约翰借着文字，把自己的属灵经历，与后世的信徒一同分享。传记作家布朗（Raymond Brown）把《罪魁蒙恩录》和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忏悔录》，并列为两大古典灵程默想录。

《罪魁蒙恩录》按着时间的顺序，详述了本仁约翰五年间的苦难经历，以及在这五年之前未得救时的光景和转变过程，前面几章我们谈及本仁约翰悔改重生的经过时，也往往要摘录本仁约翰在《罪魁蒙恩录》中的记述，因为这些记述是由他本人亲笔写出，是最详实的和最可靠的。

关于《罪魁蒙恩录》，布朗作出了非常中肯的评述：“我们并不盼望每个人都必须经历本仁约翰那种不间断的内心挣扎。灵性的低潮和荒凉，和被弃绝的感觉，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罪魁蒙恩录》确有许多宝贵的功课是我们必须学习的。”

布朗又说：“如此的内省和无法解除的罪性，并不需要我们现代的人如法泡制。每个人的灵程和经历都不一样，人工的模仿是不需要的。这时代的人已经对罪恶感到麻木和无动于衷，对于一些他们认为微不足道的罪已经不去对付，完全忽略了这些罪所产生的破坏力。本仁约翰那种罪的严格对付实在使这时代的人感到惭愧。”

第七章 黑死病袭击英国

黑死病是一种恐怖的疾病。这种病来得突然，患病的人觉得全身滚热，然后发冷又发热，接着又发冷。病人会全身疼痛在腋窝会出现瘤块。往往这些块状的瘤破裂，令人痛不堪言。若是黑死病的细菌只包容在瘤块之内，那个病人算是幸运。在每五个患黑死病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有幸存的机会。另四个患病者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暴死。黑死病的病菌一旦侵入肺部，病人必死无疑。

从一六六五年至一六六六年，黑死病临到英国，光是伦敦一地，就有七万五千人不治身亡。即使敌军入侵英国，英国政府还知道对方的所在地，还可以评估敌军的实力。但是黑死病是静悄悄地降临，毫无踪迹可寻。百姓们恐惧地关在屋内逃避黑死病，病菌仍然能从门隙和窗缝中穿过去。每个晚上，都有棺木把死者一 一送出去，即使是亲人也不敢去触摸尸体。当英国城市最需要医生时，医生们却都落荒而逃，唯恐病菌上身。

伦敦的歌剧院在那时期空无一人，再无人敢留恋在公共场地去欣赏莎士比亚的歌剧。伦敦的大街小巷散发着尸臭的气味，整个京城被死亡和恐惧的气氛所笼罩。

许多英国国教的教堂找不到牧师处理丧事，甚至从前本仁约翰作礼拜的圣约翰堂也找不到人处理丧事，许多英国国教的牧师失去见证，弃职潜逃。

这时候一位法庭的职员考柏（Paul Gobb）来见本仁约翰说，你的信仰不符合现政府的宗教体制，政府依法不能释放你，另一方面zf现在觉得，在这紧急时期，黑死病肆虐，有意放你离开监狱，为社区服务。有朝一日，黑死病沉寂之后，你再回监狱服完刑期。

本仁约翰说：我被主呼召，是要服事众人，服事弟兄姊妹，服事主耶稣自己，虽然zf偏待人，把我列为重罪犯，但是我一有机会，我仍要服事众人。就这样本仁约翰回到了家中，与妻子伊利沙伯和几个孩子重叙天伦之乐，并迅即投入社区，作救灾工作。

历史学家约翰·吉利斯（John Gillies）对黑死病袭击英国时期的实况，作了详实的历史记载：

“许多被政府用高压手段压抑的传道人在这时期公开地和奋不顾身地传扬福音，给人民带来安慰和永生的指望。多年来政府对传道人的监禁，加上兵丁的监视，结果证明无效。

“当黑死病达到最高峰的时刻，英国国教不少牧师四处逃跑，离开羊群，只有那些未经认可的传道人，留下来安慰患病者。他们传福音给临终者，忘我地抢救灵魂。”

本仁约翰与伊利沙伯的重聚，为他们带来了爱情的结晶，一六六六年底，生下了女儿沙拉（Sarah）。

本仁约翰又藉这段机会，传扬神的话语，在橡树底下，在谷仓中，在田野上，他放胆地传扬信息。培得福的信徒，都热心地参加他主领的聚会。

过了几个月，黑死病逐渐消褪，执政者又将宗教政策收紧，强硬的手段又施加于自由传道人的身上，本仁约翰再度身陷囹圄。

在监狱中，本仁约翰听到一项令他欣慰的消息，就是他的书《罪魁蒙恩录》销路很好，迅速卖罄，出版商要再版。

坐监多年的本仁约翰虽与外界隔绝，仍从狱卒和初入狱的犯人，听到外界一些零零星星的消息。这时发生一件讽刺的事，就是查理士二世有意放宽宗教的自由，其真正的动机不是为了要善待清教徒和独立教会的人士，而是因为查理士二世暗地里信仰天主教，他想尽方法为要扶植天主教。查理士二世的意图一时无法得逞，因控制国会的仍是英国国教的支持者，许多英国国教的主教甚至还担任国会的议员。

英国虽然残酷地迫害清心爱主的人，神的手也沉重地击打英国。黑死病刚从英国消失，一场大火突又席卷整个伦敦。黑死病肆虐伦敦需要九个月的时间，一场大火摧毁伦敦只需五天。伦敦的五分之三付之一烬，化为一片空地，无数人失去家园，流落街头。伦敦有八十八间教堂被烧毁，包括富丽堂皇的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

本仁约翰在监狱中叹声道：“我希望神让查理士皇帝和国会慎重考虑，他们应该释放那些被逼害的人。”

一六六八年秋天，英国政府又放松了对本仁约翰的看管，他可以进出监狱多次，只是那时他谨慎起来，不敢公开讲道，以免当局又对他严格起来。身为神的仆人，每当他出狱时，都会去探访信徒，解答信徒的难题和调解家庭纠纷，鼓励和安慰那些病人和伤残人士。

一时的宽松，一时的严紧都不能改变本仁约翰囚犯的身份，固然这种短暂的和零碎的假释可以让本仁约翰有机会和妻子、孩子有短暂的团圆，但是多年来不断地要尝铁窗的苦味，实在叫本仁约翰无法对自己的工作作出规划和安排。

一六七二年十一月，当本仁约翰坐监十年之后，监狱当局准许本仁约翰晚上回家，只是必须当晚回来，数小时与家人团聚，对他是件美事，他发现妻子伊利沙伯并未能好好地教导孩子。在他长期坐监期间，伊利沙伯必须亲手作工，来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很自然地，伊利沙伯也就无暇进行家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