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人口中有一半是奴隶，雅典的人口中则是四分之三为奴隶。奴隶的生命是可以让主人随意处置的。经过许多世纪之后，在基督教的主张下，奴隶制度终于逐渐废除，先是在古代世界中，稍后则是在十九世纪时，大部份是透过这位强而有力的福音派者威伯福斯(WilliamWilberforce)的努力而有的。它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当然也有一些虔诚的基督徒也正是奴隶的主人。然而无论如何，这个折磨人类数千年的奴隶制度，主要还是透过基督徒的努力而终结的。

在古代世界中，奴隶的生活就像是身处地狱般。芬德利(Findlay)教授说，在雅典被允许进入法庭作证必须先予以拷打；而一个自由人则是在发誓之后就可以进入作证，这是法律规定的。在罗马人中，如果一个家庭的主人被杀，他家中所有的奴隶便一律处死，并不需要经过合法的审判；当要利用另一个人的时候，则把家中的一个女奴赐给客人过夜，算是款待的普遍习俗。透过奴隶制度真叫我们看见这个暴政是何等地的龌龊，以及古代人类又是何等的堕落。当我们想到古代世界中奴隶人口的比率是何等大时，就更叫人无法心安了。沃特即说出了这种恐怖的情况：

斯巴达设有系统式的恐怖政策，全是用来实施在奴隶身上。世界各处的原始部落亦都认为奴隶是完全没有尊严和权利的。在过去几世纪中，甚至在今天许多偏远的地区里，数以百万计的被奴役者，其生命之存亡因其身分而变得无关紧要。这是何以古代的战士宁死也不愿被俘掳的原因，他们这么做并不一定是勇敢或是高贵，而是很实际。即使是在颇有知识修养的雅典和罗马人家中，在那里管家的奴隶可能会受到较人性化的对待，并被允许拥有特权，然而他们的生命也绝不会就因此脱离危险。当时就有四百个属于罗马塞肯达贵族的奴隶被一同命令处死的例子，只因为当主人被谋杀时，他们均在他主人的房屋里。

在古时，即使是同种族的人亦彼此奴役。那些他们所拜的神只并不关心奴隶。奴隶们没有权利，与社会无关，与国家无关，与神无关。但是当福音开始在人们的心里生根，一霎时便改变了。从圣经中保罗自监狱写给腓利门的简短书信里，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整个社会状况。腓利门是一位富有的基督徒主人，阿尼西母是从腓利门家中逃跑出来的奴隶，曾与保罗一同坐监。由于保罗同时带领了这两个人信耶稣，因此他在这封委托阿尼西母带去给腓利门的信中说道：「接纳他(阿尼西母)，不要再当他是奴隶，而要把他当成亲爱的弟兄。

有上百万的人听过这话而无不动容的。这是世人曾听过最具革命性的观念——一个奴隶，一个原本仅被视为「活的工具」的人，却也可以是一个亲爱的弟兄。这种观念真是完全不可思议和难以相信！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带着基督教兄弟关系的观念，融化了奴隶的脚镣，就像冰柱在东升的太阳面前被融化了一般。

批评基督教者指出，保罗或其它初代教会的领导者均缺乏直接向奴隶制度挑战的勇气，因而只能与奴隶站在同一线上。在《阿西莫夫圣经指引：新约》一书中，已故的世俗论者阿西莫夫(IsaacAsimov)写到：

虽然保罗力劝腓利门要对奴隶阿尼西母仁慈，因阿尼西母如今在基督教中已是腓利门的兄弟，但保罗没有在任何地方暗示奴隶制度有可能是错的或不道德的制度。的确，保罗甚至劝戒奴隶要顺服他的主人，因此不论基督教的教义是多么前所未有，但也绝非是社会改革的教义。 

其它的世俗主义者也持相同的观点。牛津的学者福克斯即写道，第二和第三世纪的基督教领袖并未搅乱奴隶制度。福克斯观察初代的基督教会，他说：初代教会的优先级并非关心奴隶是否从他们的主人得着释放，或是力劝主人让奴隶得到自由。最多，基督徒的奴隶只是得到了安慰和慰藉，基督徒的主人也并未受到特别的鼓励去释放奴隶，虽然在城里定居的家族以基督徒人数最多，而在那里释放也是最常见的。

福克斯将这一切了一个总结：「基督徒的目标是改变心，而不是改变社会制度。」然而，阿西莫夫和福克斯都错失了一个最大的重点，因为基督徒并不主张基督教要一夜之间就将奴隶制度废除。如果基督教完全不容许奴隶制度，福音就不可能像在第一世纪时那样传开。而一旦福音传开了，便种下了最终废除奴隶制度的种子。因此借着改变人心，基督教及时扭转了社会秩序。再者，正如教会历史学家来德里(KennethScottLatourette)所指出的，「基督教乃是借着赋予人工作上的尊严，而自然废除了奴隶制度。」

哀哉！近世纪来，奴隶制度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手中又再一次抬起它丑陋的额头。当他们在非洲发现黑人时，人类便又与奴隶制度大战了一回。不过一直到采取真正的行动之后，人们才尽全力废除掉奴隶的买卖制度。那是经过一位热心的福音派人士威伯福斯竭力为此事奔走而成的，透过他数十年来身为英国议会中的一员，威伯福斯聚集了一班与他志同道合的福音派人士一同战斗；他们就是众所周所的「克拉朋联盟」(TheClaphamSect)。

这位世界历史中的模范基督徒政治家威伯福斯，经过二十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终止了从非洲到西印度的奴隶买卖。议会全面通过了禁止贩卖奴隶的法案。接着他又不屈不挠的奔走努力，以求能释放在英国领土中的奴隶；这场战事持续达二十五年之久！即使有不断的反对和嘲讽，他完全将此追求的方向当成是对耶稣基督的服事。

威伯福斯年轻时，生命曾经历了一段戏剧性的转变，这个改变使他由个人对凡俗小利之追逐转到顾及别人的需要，而开始为释放奴隶奔走。在他临终的病榻上，他接获了议会决议释放奴隶，并拨付两千万英镑用以释放英国本土剩下的所有奴隶。就在1833年的那一天，七十万个英国奴隶真正得到了释放。当威伯福斯得知他一生的努力终于实现时，他非常的感动，深深为的通过感谢神。

接着三十年后，美国付出了战争的更惨痛代价，从北方教会讲坛发出了如雷般的控诉，就此奴隶制度就完全的消失无踪。

在美国东部及中西部的福音派人士时常卷入对抗奴隶制度的奋斗中。在1840和1850年间，加尔文派和卫理公会派的信徒都曾给予废奴运动一些属灵上的支持。著名的布道家芬尼在俄亥俄州建立的一个训练宣教士学院，可说早已变成了一个「地下铁道」的连接点。芬尼自己亦不断的把逃脱的奴隶藏在他自己的寓所之阁楼中。

在1835年全美废止奴隶制度协会中的三分之二成员，据我们了解，都是一些传福音的牧师。众所周知的是，那些「地下铁道」的领导者皆是贵格会教派的信徒。林肯总统信仰基督教更是一件十分可确定的事，因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引用的经文。毕竟，基督教和奴隶制度是互不兼容的。这也是著名的李将军(RobertE.Lee)为何要释放他自己因婚姻而承继拥有的几位奴隶，他曾写道：「为终结奴隶制度而发生在州与州之间的战争是不需要的。」因他相信这邪恶的制度终会因基督教而逐渐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