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知识的每一个分支和人类努力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主宰，这个主宰服从这本书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伟大的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顿，死的时候跪在非洲中部的一个小屋里。他刚刚读完他的《圣经》。

拿破仑·波拿巴曾向三个在他房间里的将军说：“那本在桌子上的《圣经》，是一本给你们的书，它向我说话；他就像是一个人一样。”

当苏格兰伟大的文学巨匠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临终时，请他的朋友洛克哈特读那本书给他听。司各特有一个藏书20000册的图书馆，所以洛克哈特问他：“你想要哪一本书？”司各特回答：“那还要问吗？只有一本书。”

布里斯托尔一家大孤儿院的创建者乔治·穆勒曾说：“《圣经》我通读了一百遍，每次都能发现新的、鼓舞人心的东西。”

英格兰国王乔治五世，像他答应过他母亲的那样，每天都读《圣经》。

威廉·格莱斯顿曾四次出任大不列颠首相，他写了一本书，题目是《毫不动摇的磐石——<圣经>》。他声称自己认识他那个时代的世界上95个伟人，其中的87人“是《圣经》的信徒”。

公开宣称忠诚于《圣经》并且当过美国总统的人有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亚伯拉罕·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每一个法庭上都有《圣经》。每一所医院都是《圣经》道德影响的纪念碑。

我们反过来从另一方面来考虑问题。如果把《圣经》从文学中拿走，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呢？丁尼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了《圣经》中的300多处经文。有人曾经计算过，莎士比亚有500多个概念和用语，是直接引自《圣经》的。查尔斯·狄更斯曾说；“《圣经》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一本书。”

我们也可以来看看他对音乐界的贡献。如果从巴赫、亨德尔、莫扎特拿走《圣经》，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呢？如果亨德尔不是为《圣经》而创作，我们会听到他的名字吗？我们再看看艺术界。如果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多那太罗、伦勃朗、拉斐尔不是被《圣经》中的教导所激励，谁知道他们的名字？

如果回顾许多大学的过去，你就可以发现它们都分别与教会相关联。当年哈佛、耶鲁、威廉、玛丽、达特莫斯等大学之创建，都是出于培养教牧人员这样一个明确的目的。曾经担任美国第三所最老的大学，即耶鲁大学校长的威廉·莱尔普斯博士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有《圣经》的知识而无大学里的书本知识，比有大学里的书本知识而无《圣经》的知识，更有价值。

巨大的影响力

现在，我们来看《圣经》所产生的影响。例如，约翰·亚当斯，他是“邦迪号”船上哗变的船员之一。当皮特克恩岛上的哗变者死于梅毒，留下亚当斯与所有的妇女儿童时，他在破损的船的残骸中找到一本旧的《圣经》，他从《圣经》中得到安慰和引导。到美国船“黄宝石号”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监狱是空的。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心理上来说，教会都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这种改过自新与《圣经》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巧合吗？

约翰·吉福德是保王党人的一支小分队的成员，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军队把小分队逼得走投无路，并命令他们“投降，否则决不饶恕“。只有吉福德被活捉，其余人都被杀死。正当他在等候处决时，他的姐姐转移了看守的注意力，使他有足够的时间能够逃脱。他逃亡并藏在贝德福德，在那里他的放荡与纵酒狂欢的生活使他声名狼藉。最后，有人把《圣经》介绍给他。在他身上发生了彻底地改变，他成了同一个镇上的圣约翰教堂的牧师。事实上，他是班扬的《天路历程》中“解释者”的原型。

乔治·怀特菲尔德以当时一种新奇的方式使英国人与美国人面对《圣经》；他从教堂里把《圣经》拿出来，在乡村的露天里传道，讲解《圣经》。多达30，000到60，000的人聚集在露天里听他讲道。数千人在听了他讲的《圣经》信息以后，发生了转变。甚至本杰明·富兰克林也赞赏怀特菲尔德和他的工作。

正是《圣经》，影响了约翰·霍华德和伊丽莎白·弗赖。他们顺从《圣经》的教导。造成了公众压力，迫使国会改造监狱系统。正是《圣经》，带领威廉·威尔伯福斯为了奴隶的解放而投身改革。也正是《圣经》，激励威廉·布斯创建了基督教救世军，帮助穷困缺乏的人和无家可归的人。还是《圣经》，在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南极探险的孤独和危险经历中，给他安慰。《圣经》还影响了詹姆士·扬·辛普森，当他发现制作麻醉剂的氯仿时，他使外科手术不再是野蛮残忍的。辛普森告诉人说，《圣经》是他最大的发现。

《圣经》改变了西方世界。这是无可争议的。

整理人：有盐的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