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座落在汉江和长江汇合之处。多年来，戴德生计划以这地区为基地，向中国深入的内地进军。１880年2月，他在那里组织了一批外国妇女，包括一些未婚妇女，作为先锋，向西部各省挺进。其它差会都不赞成用未婚妇女来做开荒布道的工作，认为这是极不明智。所以在戴氏实行这个计划的初期，是相当保密的。

其中有两位未婚的妇女，看来好象特别符合他的要求：第一位是祈德姑娘(Jane Kidd)。用戴德生的话来形容，她象「小猫一样顽皮。」她在中国只有一年，但中国话已能讲得很流利。他们决定派她和守寡的麦卡悌太太(Ellen McCarthy)一起前往贵州，加入在贵阳工作的盖拉克(GeorgeClarke)夫妇行列。她俩由鲍康宁陪同前往。第二位是傅斯德(Fausset)小姐。她要上汉江，与汉中的甘乔治夫妇(Geofge and Emily King)一起工作。戴德生花了一周的时间，和这些女教土一起查经，一起祷告，告诉她们与中国人打交道的一些常识，好让她们准备应付前面的道路。

临别前，他告诉她们：「以后你们惟有靠着至高的神亲自眷顾你们了。」

祈德、麦卡悌夫人和鲍康宁同乘一艘住家船出发，船主是一位中国基督徒。他们在洞庭湖口停泊时，许多人涌上船来观看。有一个中国妇女摸着两位外国女教士的双手和面颊，说：「你们长得真漂亮！」

船主和他的妻子就向他们传讲耶稣的救恩。

船行了八个星期。1880年4月，她们到了贵阳。祈德几乎可说是历史上进人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位单身外国女士。

在武汉的戴德生这时正考虑：傅斯德小姐应由谁来护送呢？韦里信女土是一位已在中国住了四年的五十岁妇人，而她灰白的头发，还意味着她会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她有意要与傅小姐作伴。可是戴德生认为最好由一位弟兄护送。当时所有外国教士和中国基督徒都正忙于分内的事，只有患麻疯病的黄克中可担此任，他是祝名扬所结的果子。

黄克中和戴德生一起去租船，当夜他俩就睡在同一船舱中。早晨，戴德生正在整理路上的食品，两位女教土来到，傅姑娘并指出她两件不满的事情。

她说：「第一，老黄的被褥有一股气味；其次，菜油变了质，鲜肉的味道也给弄坏了。」

戴德生替黄克中换了新的铺盖，便跟着他们一起乘船而下约数小时，然后上岸去了一会。

他回到船上时，带回一篮子蕃薯、鸡蛋一一还有猪油，替换那变了味的菜油。当他们正在一起祷告时，戴德生悄悄地溜到自己的小船上，回武汉去了。

傅斯德小姐、韦里信女士和黄克中弟兄沿汉江口上游航行了一千里，经过急流，历时近三个月，终于到达汉中。路上黄克中表现得很好，确是最佳的护送员。同时，他还召来许多妇女和女孩，让她们听这两位女教士传讲福音。黄弟兄为基督作了有力的见证。

除了遇到几件无关痛痒的小事情外，这几位内地会的女传教土--祈德、麦卡悌太太、傅斯德、韦里信--在这次深入中国内地作开荒布道工作中，完全没有遇到伤害。

她们勇往直前的胆量当然可嘉，但她们的经历也说明了中国人的性格。事实上，正如一些人所声称的，妇女在中国要比在纽约或伦敦安全得多。

1881年7月，戴德生的母亲去世。八月，珍妮的母亲也去世了。珍妮得赶回英国照料后事。在她回国途中，戴德生的父亲也相继过世。戴德生夫妇又开始悠长而痛苦的分离，只得靠着情意绵绵的书信联系了。

十一月，戴德生参加武汉一群内地会传教士举办的祷告和查经聚会，同时讨论关于中国布道工作的进展问题。他和不久之后成为他秘书的巴洛德(A．G.Parrott)一起往市镇外的山上散步，商谈有关扩大布道工作的需要。这时内地会已经有九十六位传教士(包括传教士的妻子在内)，以及约一百位中国同工，在七十个布道所工作；内地会办的学校也收养了一百多名中国儿童。戴德生认为扩大工作仍是必要的。

戴德生和巴洛德当时考虑内地会究竟需要加添多少人？五十么？六十么？若把流失的也计算在内，肯定不够。就在这时，路加福音十章1节的话在戴德生的脑海中浮现：「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七十人！七十人肯定是太多了，不能这样求，因今年所收的献金并不多。他俩正在散步时，巴洛德一脚踩着了草地上的什么东西。

「瞧，」他说，这时他捡起一串一百个的铜，「你看见吗？如果我们到这山上祷告，神必赐给我们一切所需用的。」

星期日，他们跟另外两位传教土提及此事，四个人答应要不断祷告，直至有七十人来到中国为止。星期一晚上，所有会集在武汉的传教士有一个集体祷告会，戴德生特别为这七十人祷告。巴洛德记述说：「我完全相信他今夜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其中流露出一股非常强烈的期望。」戴德生把计划写在纸上，为四十二男二十八女详细地拟好了所分配的各个省市。

会中有人建议：「我们是否可以再举行一次大会，当这七十人全到达中国时，我们来一个联合感恩大会吧！」

「那时我们一定是分散各处，不如现在就举行感恩大会，提前为这七十人献上感谢。」

感恩会结束，传教士都赶回自己的布道所，把差遣七十人的信息传遍了整个内地会。在十二月初的联合大会里，所有到会的成员都一致赞成天天为这七十人祈祷。戴德生向他们答应，如果在中国的同工都恒切为这事祈祷，他就拍电报回英国培兰路，要他们接纳并派遣七十位新的传教士。

1882年1月，戴德生草拟了一份呼吁信，寄给英国各教会。这份呼吁信由七十七名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联名签署。上面写着：「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因不认识救恩而灭亡，每小时有超过一千多人进入死亡和黑暗......我们如果仍置之不理，岂不与流人血者同罪吗？」

这份呼吁信首先提到各个海外宣教团体的需要，然后详述内地会的需要。它请求各基督徒把神的国放在首位，不要担心经费的来源。但呼吁信还加了一句，特别提醒那些想要成为传教士的人：「单是浪漫热情，会很快因辛勤的劳苦、长年的困境和内地工作的诸多试炼而冷却。特别当你患上严重的疾病，身边的钱又用光了，那股浪漫热情更显得毫无价值。只有全然信靠神，才能在种种境况中得到喜乐和安息。」接着是勉励的话：「在我们身上已经见证神是信实的，依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他供应我们，仍不断供给我们一切所需......他又使我们在他的事奉中充满喜乐。我们当中为人父母的，如果你的子女蒙召作同样的事工，得同样的喜乐，那真是最美好的事了。」

1882年快过去了，「差遣七十人」的祷告尚未蒙允，捐款也没有增加，到中国来的只有十一位传道人，八女三男。这年间内地会也有同工退休，好几处布道所的工作不但没有兴旺，反而走下坡。在年初的数个月，戴德生感到很失意和沮丧。到了夏天，他告诉珍妮他的身体好得多了，要她跟他同心祷告，求神在内地会中兴起有属灵能力，又有领袖才干的人来侍奉。

六月，戴德生在长江北岸安庆的内地会区会会议上讲道，内容是雅歌。在二十五年前，当他尚未跟玛莉亚结婚时，已在困苦的处境中爱上这卷旧约圣经中的诗歌。凡参加这次安庆会议的人，都难忘他这次的讲道。它带来圣灵的充满，有些代表连续数晚不断地祷告，所有人也用一整天时间禁食祈祷。戴德生记述说：「今早圣灵大大充满我们，以致我们当中有些人感到好象承受不了！」

到了1882年12月，他和珍妮分隔两地已有十四个月。他写信对珍妮说，希望很快可与她重聚，不再经受这种长期的分离。他又从上海写信告诉她，很多人因他那次在安庆会议上的讲道而得着益处--但他怀疑他们究竟是否知道，他和她已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又问：「在事奉基督上，那有代价多少之分呢？」

1882年的最后数月，内地会出现经济拮据，几乎不够应付庞大的开支。1883年2月1日在烟台的一个祈祷会中，有人作出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晓得你喜欢叫你的儿子女欢喜，求你引导国内一位富裕的管家，慷慨捐款，以激励国内其它小信的人。」

几天后，戴德生乘船回国。船到达也门的亚丁(Aden)时，他就得悉那个祷告也蒙应允了２月2日，在培兰路负责内地会内务工作的海恩波，收到一笔为中国事工而奉献的三千镑捐款！

戴德生夫妇已分别了十七个月。1883年的复活节，珍妮急不可待地赶到巴黎迎接她的丈夫。在春景满园的巴黎里，戴德生记述说：「我们并肩坐在马车里。尽管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是紧握着她的手，静默良久，因为心中那深深的喜乐是难以言喻的。」

在英国，戴德生发现内地会的工作现颇受人关注。部分原因是由于海恩波擅于建立公共关系；而内地会事工的成就，也是美好的见证--英勇的开荒工人，包括女传教士，如今已差不多遍布中国内地各个省分里。很明显地，他们都信靠神，不倚赖金钱。麦卡悌曾经徒步横过中国，东从武汉出发，西至缅甸为终点。范约翰和苏亨利则走相反的路，徒步从缅甸到达武汉，然后又步行至上海在八十六天内行完一千九百里，成为第一对自西向东横贯中国的外国人。

他们令人敬佩的长途跋涉，标志着内地会对中国展开的普查。随着日子的过去，内地会传教士有系统地探访了中国每个重要的城镇，同时收集和记录将来事工发展所必需的资料。一路上，他们分发圣经福音单张，并随时向聚集的听众传讲福音。

戴德生收到英国各地寄来的邀请信，请他报告内地会的情况及其成员开荒传教的经过。从这时候开始，戴德生的名字在英国已是家传户晓了。

一个小孩写信给他说：「如果你现在还活着，我想把所有储蓄用来帮助中国的孩子去爱耶稣。」

有一位在南安普敦的信徒卫伯科(Canon Wilberforce)写信给他说：「有六十人在我家聚会，是否可以请你惠临，为我们主领一次查经聚会......晚上也请你留宿一宵。请你为主名的缘故允许我们的请求！」

司布真也写信给他：「请你来我们教会证道。」

布迦先生则从法国南部写信给他，信内附了一张五百镑的支票，说：「我的心依然专注在荣耀的事工上。我由衷地愿意与你们同心，为增添七十名工人祷告。但希望不只是七十人而已。」

1883年6月，一个炎热的傍晚，告罗斯特(Gloucester)一间教室里，有十二位年轻人围集在戴德生旁边。他就开始概括地告诉他们自己学医的经过，以及他到中国之前的各样准备。后来其中一位记述说：「那时我感到，我至今似乎还没有为基督撇下什么，至今也还没有学过怎样信靠主。......我极为感动，甚至叫戴德生先生不要再说下去，因为我的心都碎了。」这十二个人中，有三个决定前往中国。

筹办聚会人的妻子，因为职责所在，也来听戴德生的见证，她以为这一定是沉闷的聚会，后来她这样记载：「戴德生先生开始讲话时，我的心就感到平静安详，一个从神而来的新启示临到，满足人的需要。我里面的活泉开启了......我也开始对奉献的真谛领会一点，当我开始把自己降服在神面前时，新的希望、亮光和喜乐便进到我的生命之中。」

从戴德生的分享里，大家都注意到他不但从来不暗示要求资助，而且很喜欢表扬其它宣教差会的长处。在沙里土伯里(Salisbury)的一个聚会上，杜维德(Thwaites)牧师发现戴德生的讲道有一个特色，就是结合了谦卑和能力，使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戴德生说：「圣灵的能力很大，甚至令人敬畏。」这次聚会以感恩会作结束。在感恩会上，尽管没有提到内地会，却有很多人愿意为中国事工献身；尽管没有募捐，却有许多人慷慨解囊，「拿出珠宝、手表、项链和戒指等贵重物品」。

戴德生除了应付频繁紧密的讲道聚会外，也忙于写信。在1883年至1884年间的十个月内，他至少处理了两千八百封信。他有两本笔记簿，上面列明何时收信、何时回信，以及信的内容提要。有些不重要的信件便不会记录下来。他后来聘任一位私人秘书，但他很快感到工作不胜负荷了。

中国内地会的行政管理问题，也极需他去关顾。所以戴德生全心全意地为此祷告，同时跟伦敦委员会的成员讨论可行的方案。终于在1883年8月，他给内地会每个成员发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议中国内地会的组织，应该象英国一样。在英国，布伦敦委员会协助监督，所以在中国也应成立一个委员会，辅助那位监督或将来继任他作监督。中国内地会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各地区的监督，他们得到地区教士组成的理事会协助工作。戴德生认为这样的组织可使当地的事情得以及时处理，也能使他和地区里有经验的传教士可定期接触和联络；并确保更有效地督导和扩展福音事工。在信的结尾他这样说：「对于这个建议，你们有何感受和回应？你们觉得这意见能否接纳？我很希望知道大家意下如何。」

1883年，又有二十位新传教士前往中国。1884年赴华的新传教士人数是四十六名。为差遣七十人所作的祷告，不但蒙允，而且超过所求的数目。

音频制作：秦杰 

作者：史蒂亚 Roger Steel

文字校对：粥小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