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悌环顾船上其他乘客，看见有些躺着，有些坐着，有人在吃东西，有人在抽烟——差不多所有人都在闲聊，谈论着这些跟他们服饰一样的外国人。他们第一个晚上就在船上度过，清风明月，又没有蚊子，令人倍觉舒畅。

他们醒来时，风已静止，船由五、六个人用缆绳拉着前进。他们举行一个短短的崇拜聚会。当戴德生读圣经和讲道时，船上的人均专注地听。

 傍晚时分，船就在一个小镇的渡头停泊，离杭州大概有四十里。他们上岸后，沿着一条弯曲的石径向镇上走去，铺在路上的石块本来是一垛旧城墙。

 麦卡悌对第二晚船上的情景，有很细腻的描写：「躺在童跟福旁边的可怜虫，双脚锁看铁炼……好像是个杀人的重犯，他本来是要杀头的，现在改为缓刑。在他对面的则是一对瘾君子，当所有人就寝后，他们就拿出烟灯，侧身躺着，开始猛吸鸦片。另外一边有五、六个衙差，几个兵丁及其他的人挤在一起；再加上我们几个，整条船都载满了！」

第二天，船驶至东篱，戴德生等人上岸，到河边山丘上参观一座寺庙和宝塔。其中一个和尚对他们所讲的道理，特别是关于敬拜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大感兴趣和信服。

 他说：「如果我们离弃假神，我们就没有钱修理寺庙了。」

 翌日，他们来到一个村子，那里饱受太平军战火的践踏，村里还可住人的房屋只剩下三间。村民都很好客，拿李子给他们吃，又请他们吃茶，都不取分文。他们把基督的道理解释给村民听，又送给他们一本中文圣经。

 他们继续往山上走，在一条村子里买了一些粮食便回去。在返回船上的路程中，麦卡悌真希望英国的亲友能够看见他们现在的情况：童跟福在前面领路，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一只手拿着葵扇，另一只手则拿着一只不停叫嚷的大公鸡。无论怎样，它都逃不过变成晚餐的命运。戴德生像童跟福一样，头上也戴着一顶巨帽，手里拿着从村中买来的粮食；跟着的是麦卡悌，颈上挂着一串一元的铜钱（合共一千铜板）。他们的衣服本来是白色的，但经过一个星期的船上生活，已经变得肮脏不堪。回到船上，他们尽情地喝着热茶，又用热水洗脸。

 然后，戴德生、童跟福和丘先生带着老厨子一起前往兰溪，而麦卡悌和另一个仆人则留下来。他们在兰溪住的地方极其简陋，屋顶漏水，地面肮脏；地上只有几块卷着的草席，下雨时可以钉在墙上，挡着从夹缝吹进来的风雨。屋子没有烟囱，所以在房内煮食时，大家都薰得满眼泪水。床是用竹子和木板造的，他们在上面铺了一张毡子，使人坐卧舒服些；然后再在上面放一张席子，使睡时凉快一点；最后就是挂上蚊帐。房子里还有一张桌子、一张凳、一块由两个支架托看的木板，以及一个烧饭用的活动火炉。童跟福为了「自我享受」，花了六角钱买了一张椅子！

他们为童跟福雇了一位很好的中文老师，使童跟福很快掌握到一些本地话的基本用语。戴德生回杭州后，童跟福每天下午都到寺庙及茶馆去卖圣经和单张，并向人传道。

回杭州时，戴德生发觉他所乘坐的船是被另外一艘船拖着前进，晚上停泊时也用绳索系在一起。这是绝好良机，不容错过，于是戴德生便起来向两条船上的乘客讲道；当他讲到疲倦时他想，听的人大概也很累了，便以一个简短的祷告作结束；去没有人愿意离开，大家都想多听一些道理，所以戴德生继续讲了一段颇长的时间。但他讲完后，大家仍没有去意。他们开始提出问题，戴德生也详细地逐一回答，直至声嘶力竭及感到寒冷。「原来已经是凌晨一时，」他述道：「在劝告他们归向救主之后，我提醒他们时又已夜深，应该就寝休息了。」

翌晨，他专程到萧山探望倪义来夫妇，然后才返回杭州。

麦卡悌对这次钱塘江之旅，有下面一段的记述：「整个旅程中，无论是在船上或在陆上，无论是在茶馆或在寺庙里，凡是有人聚集的地方，他们都听到神救赎之爱。……主的仆人生命中的真正动力，显然来自他心内所充满神的爱；并且他对中国人有一份真正的爱，能够欣赏中国人性格中的一些美德，使他们和其它外邦人完全不一样。……」

像她当律师的爸爸一样，玛莉亚有着一副很精密的头脑。她仔细地分析穿着中国服装的好处和坏处，以及女性在内地会中能发挥的作用，然后把这些想法写信告诉布迦夫人。她说：「我肯定我们穿中国服装对工作有利。在未离开英国之前，我也不赞成我们改穿中国服装，因为中国人尊敬外国妇女，去轻视自己的同胞。初时我担心改装后，他们会否同样尊敬我们？地位会否不一样？然而这些忧虑是不必要的。反之，只有道德、品格、教育和基督教原则，才使我们在中国人中受到尊敬。所以，穿着西式服装不一定多一分尊敬，而穿着中国衣服也不一定叫我们少受一分的尊重。就我而言，穿着中国服装会更得到他们的敬重。

「我从没有听到有中国人诽谤我们当中的姊妹，虽然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在他们看来都非常奇怪。我们远道而来已是怪事，更奇怪的是当中有这么多未婚的成年妇女，因为在中国要找一个年到二十而仍未出嫁的女子可谓绝无仅有……

至于戴德生穿着中国衣服，却是植根于他对中国文化的敬重，以及他对传教士担当的角色具有敏锐的透视，这种看法在当时而言是很前卫的。

他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对千百年来的风俗和习惯有特别的偏爱。这种偏爱并非无因的，因为谁都会对所认识的人和事有更多的认同，并且认定他们的风俗习惯是必须的，这都是气候、物产及社会形态的产品。」

   「世界上也许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能容忍宗教了；平民百姓或皇孙贵族反对基督教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它是外来的，它可能会使信徒崇洋。」

   「有人认为（或许在某程度上受了他们的信徒或学生的影响）：传教士的洋服、洋车、教堂的欧式建筑，或者种种与基督教有关的外国事物，对于在华人当中传播真理产生很大的拦阻，我并不尽然同意这样的见解。但为什么基督徒给予人洋教的感觉呢？神的话其实没有中外之分，我不明白为何会有这样的分界。我们不是要中国信徒除去他们的国家观念，而是希望他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盼望见到成为基督徒的中国人——既是真正的基督徒，也是地道的中国人。我们盼望看到中国人担当教牧，管理中国教会和中国的基督徒，在他们乡士的中国式建筑物内，穿着本土的衣服，又用本地的言语，敬拜真神上帝。

   「在不违反真理的大前提下，让我们把自己中国化，尽我们所能去拯救灵魂。我们换上他们的服装，学习他们的语言，效法他们的习惯，甚至在健康及体质许可的情形下吃用他们的饮食。我们住在他们的房子里，不需改换房子的外观；除非是为了健康及工作效能的需要，屋内的陈设也保持下来。

就是这种想法和异象，鼓舞戴德生和玛莉亚以此方式工作。在内地会，戴德生尽可能避免拟定规章和条文。但他相信若要使中国人归主。西教士一定要了解和尊重他们悠久的文化。在工作时，他盼望同工能愉快地合作。这是他们当初许下的诺言，包括倪义来在内。如果他们都靠着主耶稣的爱去遵行，他们必会得到很大的赏赐。付出的当然也大。

戴德生一直都想有一个「小玛莉亚」，所以1859年他的女儿戴恩惠在宁波出生时，他是多么的高兴！后来戴氏夫妇乘「兰茂尔号」回华时恩惠已懂得单纯地信靠耶稣。现在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婴孩，而是八岁的女孩了。在新巷的宅子里，她最喜欢在屋后的花园玩耍。那儿有一丛矮树和一个水池，还有两三株枝叶繁茂成荫的大树。

八月初，小恩惠食欲不振，体重减轻，而且常说头痛。到了8月8日，她开始发高热。第二天，她躺在路惠理的露营折床上，想呼吸些新鲜空气，却开始神智不清。戴德生刚巧不在家，因此童跟福把她抱进屋内，放在玛莉亚的床上。福珍妮记载了这件事，她写道：「我永不能忘记她的样子……安详地躺在他（童跟福）的臂弯里，美丽的长发不经意地散落在肩上。真是漂亮极了！」

接到消息，戴德生立即赶回新巷。他很快检查出她是染上脑膜炎！

   「把她的头发剪掉，然后敷上冰袋！」

    玛莉亚小心地跟着指示做。

   「希望她平安度过危险，然后让头发慢慢再长出来，」她说。

 贝玛丽帮忙护理，她记述戴德生那时是「心碎至极，整天哭泣。」

戴德生想和玛莉亚单独谈话，他带她来到僻静的小溪旁，对她说：「小恩惠没有康复的希望了。」

他们把她交托给神，请他按着他的美意引领他们。

回到家里，戴德生对女儿说：「我想耶稣会来接你到他那里去的，你把自己交托给他，不会害怕吧？」

「不会的，爸爸！」她微声回答。

第二天，戴德生写信给布迦先生：

亲爱的弟兄：

我不知道怎样下笔，也不知怎样控制自己。我好像是从那万王之王的内室给你写信——这是神圣之地。此刻我坐在长椅旁边，竭力想给你写几句话，而椅上躺着我亲爱的小恩惠，她正在死亡的边缘。……亲爱的弟兄，我的心灵和肉体都软弱不堪，但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永远的山寨。到中国宣教不是枉然，也不是不智的行动。纵然知道这里的环境、人事和气候，我还是把我挚爱的妻子、亲爱的儿女和我自己，奉献在祭坛上，为神作工。

四天后，小恩惠有肺炎的迹象。

8月23日星期五晚上，戴德生全家及好友齐集在小恩惠的床前。戴德生不停地唱着圣诗，虽然有时呜咽、泣不成声。而玛莉亚却坐着，俯身静静地望着已经昏迷的女儿。晚上八时四十分，小恩惠的呼吸终于停止了。

包玛莉这样写道：「我从未见过像小恩惠刚去世时那样美丽的脸庞，世上绝难看到如此甜蜜可爱的神情。」

戴德生也如此写道：「我们亲爱的小恩惠，我多么想念她清晨时悦耳的声音，每天早上一醒来就听到她的呼唤——在白天、在聚会时，总少不了这个甜美的声音。我每天散步，总记起她蹦蹦跳跳地跟在我旁边。每次想起她，心里就非常难过。是不是我永远无法再感到她那只小手紧握住我？是不是从此不再看见她那闪烁明亮的眼神？她不能再回来了。但又不是真的『失去』她！……只是园主来，把玫瑰撷取了。」

音频制作：秦杰 

作者：史蒂亚 Roger Steel

校对：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