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尔已经准备南下宁波，他也请戴德生同行至少一段路。戴德生亦想趁机试试他的中国式装扮：他留了一个月的头发，已经可以结辫子，同时定造的中国衣服也已送来。他想知道中国人及欧洲人对他这样的大胆行为会有何反应。

首先，他去租船。当他听到上海县城南门附近有一所中国式的四房大宅出租，便先付了六个月的租金，并获准在十天之内迁进去。

那天晚上，他召了一个中国理发师，而且雇用他随船南下，每天好替他梳理那条不容易结的新辫子。

第一次剃头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在大热天皮肤都出了痱子。再加上五、六个小时的染发，更加难受；最后由理发师把后面的长发结成辫子，这个痛苦的大工程才算完成了。

翌日，戴德生换上新装。首先穿上厚底的粗棉布袜，毫无弹性。然后穿着那宽阔的汗裤，大概比他的腰要宽两尺多，但他把它折起，用坚韧的腰带束在腰前；裤管儿宽大，象两个涨起来的大圆筒。他把裤角儿放进袜口内，然后用有色的袜带扎好。之后，他穿上一件棉纱的衫，在外再加上一件相当重而颜色的丝袍，袖子宽而长，手指外还有十二至十五时的布，戴德生好不容易才习惯把袖子折起来，好运用双手。最后他穿上棉布鞋子，鞋尖上跷，但总算够大。

巴格尔上下打量着他，最后眼睛停在裤子上，微笑着说：「你可以把两个星期的干粮都藏在裤管儿内了。」

两人一齐来到码头。巴格尔象往常一样地自信，戴德生则好象有点不自然，极力尝试习惯这一身的打扮。船夫、理发师和仆人都已经在船上等候，巴格尔一家的行李也已搬到船上。一个信差递给巴格尔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今代合信牧师(J Hobson)送给开办宁波医院使用。这笔款本是为了开办上海医院用的。--你们的一位朋友」其实，这位朋友就是合信本人，他是上海英行教会的牧师，他的赠款有一百大元。

他们启碇，向南进发。过了四天，才抵达杭州湾，在沿岸的城镇停了一会，派发圣经和福音单张；巴格尔则在船上诊治病人。

到了甘浦(音译)，戴德生要在此和巴格尔一家告别。巴格尔想租另一艘船南下，船夫要先收租钱，大家争持不下。戴德生怕船夫会欺骗巴格尔，故此大力争论。

「我怎么知道你们过海之后会否付给我钱？」船夫说。

巴格尔的仆人答：「我们三人都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绝不欺骗和说谎。那位医生说过就必定做到。」

巴格尔和戴德生不禁大乐，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个仆人对耶稣的信心。价钱讲定后，巴格尔便乘船而去。

现在剩下戴德生孤身一人了。他还是穿着中国装束，乘船返回上海。沿途他的船会经过几个市镇，戴德生到了第一个镇时，便下船往城里一逛。没有人注意到他，直至他开始派发书册和替人诊病，人们开始知道有一个洋人在他们中间。开始时有些人对他很不礼貌，但他的医术很快改变了他们的态度。由于他的装束，连妇孺也乐意前来接受他的诊治。所以，他觉得如果要到内地传教，穿上中国服装绝对有帮助。

回到上海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母亲，信上说到他内心的一点感想：「我一定要等候神，相信他，那便凡事顺利。我想我比以前更加爱他，并希望按他旨意更多的服侍他。虽然我是那么不配，但最近我的灵性有多次更新而奇妙的经历。」又在写给妹妹戴贺美的信上说：「神的爱真是奇妙难测......巴格尔医生已经到了宁波，但我却不孤单。我确实感觉到神的同在，是我以前未曾经历过的。这种祈祷和儆醒真是蒙福，也是必须的。」

当然，他的脑海中还有别的想法。邮差带来史伊莉及她父亲从英国寄来的信。史伊莉给戴德生的信已经不存，但据戴德生自己说：「一切令人满意。」然而她的父亲，就象韦玛莉的父亲一样，首先支支吾吾的讲了一大段废话，戴德生记述说：「然后他说，如果我在英国或附近工作，他就不会反对我和他的女儿来往。」可怜的戴德生！他只能把浓浓的感情向妹妹戴贺美倾诉：「你是我最亲爱的妹妹！......实在没有言语可以描写这份浓厚的深情......」

他在南门租的新房子已经装修好了。楼上两个房间，楼下也有两个房间，天井外是厨房。地板是硬泥和碎砖，有点儿潮湿；墙则用木板打成，有不少裂缝，风吹进来时会嗖嗖地响；天花板是薄薄的瓦片，毫无装潢。但房子还好。

现在他每天都穿上中国服装，而且留了一条长长的辫子。上海的洋人对他的反应，可以在伍喀克(GeorgeWoodcock)所著《远东的英国人》(The British in the Far East)一书中看出端倪，书上说：「有些人相信人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他们跟着字面的意思，便产生一些大英社会所不能接受的生活行为。大班及其它人都相信：白人的尊严跟他们的服饰和习惯是不可分割的。故此戴德生的举动令人十分震惊，他竟然变成本地人，丢了英国人的脸，打破了白人的团结精神，把他称为『卖国贼』也绝不为过。」

戴德生认为改换服饰是尊重华人和本地文化。虽然历代以来也有不少前例，但一般洋人还是觉得此举有点过分。

可是，戴德生也得着一点报偿。英国的布迦先生寄来一封信，内中附了两份礼物：其中一样是十镑的银票，用来资助戴德生所收养的那位学童，而且答应每隔六个月定期寄来相同的款项；另外是四十镑，任戴德生随意使用。布迦先生常地把钱汇给戴德生，这似乎表明他对中国传道会已经失去信心。

每天，戴德生都抽一段时间来教导三位慕道友。他们是贵华、小徐和阿钱。他也在屋内讲道，有时到上海的街上布道，小徐偶尔亦帮忙他传讲信息，而贵华和阿钱则请人受洗人教。然而，戴德生只是把上海看作立脚的基地，若有可能的话，他总想快点到内地植根。

十月，戴德生带着贵华和阿钱到长江口的崇明岛去传教。他们在那里租了店铺楼上的两层楼，来开展工作。戴德生给母亲的信上说：「我真希望您来此看看，我在这些人中有多舒服！」

当他们回到上海购买物品及增补药物时，他们接到有好有坏的消息。好消息是布迦先生又再寄来五十镑，坏消息是崇明县衙门送来一份公文，控告戴德生及同人在岛上租用民宅的。后来，英国领事阿礼国还因为这件事召见他们，想查明此事。

阿礼国说：「恐怕我要下令禁止你在崇明岛上居住。如果你不听从，则需罚款五百镑。」

戴德生知道如果他不放弃租用的地方，一定会为他的中国友人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他只有依着领事的话去做，但是他觉得阿礼国的处事并不公平，因为法国的传教士已经在岛上建有一所天主教堂。依照南京条约及后来所附加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他也应该享有法国人一样的待遇。

六个星期后，他唯有离开崇明岛，邻居都依依不舍。

戴德生回忆道：「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们。我一直希望在那里建立良好的工作。种籽都已撒出了，书籍也已送到人们的手里。现在只有求主作工，愿他看顾他们！」

不如意事常八九。戴德生从崇明岛回来，就接到史伊莉的信。她说她担心自己不是真的爱他。戴德生回了一封长信，尝试去证明她的忧虑是多余的。他内心交战，与自己分辩说：「如果她不爱我，她就不会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爱我了。」

后来，戴德生又收到托顿咸的老朋友史蒂丝女士的信。她听到戴德生被上海英国领事逐出崇明岛的消息，很为戴德生抱不平。

在伦敦方面，中国传道会也代戴德生向政府提出交涉。在《海外布道杂志》中有一篇文章，力责英国领事「违反法律，因为戴德生住在崇明，并不属于英国领事所管；如果戴氏自己愿意冒险，领事实在无权干涉。

中国传道会座上有卡繁侯爵(Earl ofCavan)和两位国会议员，还有一位男爵及一位日后成为立本(Ripen)主教的，他们的名字都为外相卡灵顿爵士(Lord Clarendon)所素识。所以对中国传道会的抗议，外交部不能置之不理。

音频制作：秦杰 

作者：史蒂亚 Roger Steel

校对：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