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奥秘就是关乎责任的奥秘。

这是捷克著名作家哈维尔的观点。1990年至1992年，哈维尔担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最后一任总统，1993年至2003年担任捷克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他在卸任后继续专注文学创作。

当选总统之前，哈维尔为了争取自由，曾三次入狱。

与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相似，哈维尔也是在监狱里回到上帝面前。

1979年夏天，在哈维尔第三次入狱后，他很快就发现，虽然自己已经习惯于肉体的痛苦，却为人为什么而活这个问题苦苦挣扎。

监狱里不允许写作，他藉着给妻子写的一封封信件，开始清理自己的思想。他思考的核心是人的责任问题，一个人的生命最终该向谁负责？

1982年7月，哈维尔在给妻子奥尔嘉的信中写道：

多年以来，只要我一想到，或与人谈论责任这个话题，一个平凡生活中的实例就鲜活起来。有天晚上，我搭上一列电车的末节车厢，整个车厢空无一人，车费是一克朗，自行丢入一个箱子里，当时也没查票员......因此我可以选择要不要投钱。如果我不投，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会发现，没有人可以见证我所做的不妥。因此我落入两难，不是我身上有没有钱，而是我要不要付钱？

在没有票务员的情况下，哈维尔对是否自觉投币产生了纠结。可是对于有些人来说，投或者不投，本来没什么两难。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公交车还没有启动，司机没有在车上，有些乘客已经上了车。按照规定，乘客上车时要自动把一元硬币放到投币箱里。但在司机没有在场的情况下，总是会有人对投币箱视若无睹，坦然地走到车厢里坐下来。

与哈维尔相似，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对是否投币产生过纠结。

几天前，读到陈茉染姐妹写的《穷人日记》，她的丈夫不慎陷入网贷陷阱，致使全家背上一笔沉重债务。有一次，他们要去外地参加姐姐的婚礼，一路上的路费和住宿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在中转站换车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

到达中转站后，可以直接进站，不用刷票，而到达目的地后也不需要刷票，可以走人工通道，因为人工通道的监管人员常常形同虚设，这下子就省了180元啊。心里面痒痒的，挣扎了一番，最后还是没有这样做，因为那样不对。

面对这个逃票的机会，陈茉染和丈夫也产生了纠结，但有一种声音却警告他们：“那样不对”，而他们顺从了这一声音。

读到哈维尔的狱中书以后，美国作家葛尼斯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迫使哈维尔付了钱？为什么不付钱的行为会让他产生罪恶感？

也许会有人说，那只不过是良心在对他说话，但哈维尔自己可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是一种更高的存在对着他的良心说话。

“那么，这个正在对我说话的到底是谁呢？是上帝吗？”

                     哈维尔在街头演讲

这封信发出去不久，哈维尔在一次审讯的时候，意识到自己说了违心的话。他为此深感不安。

哈维尔觉得违心之举辜负了自己做人的责任，这样的责任感不是来自家人和朋友，而是来自那个更高的存在：

人类的责任，就像这个词语本身的含义一样，就是对某种存在的责任。但是对什么负责？这个无所不在、全能而不可愚弄的权威是什么？祂究竟在何处......

在给奥尔嘉的信中他写道：

在我人生中，我首次站在----如果容许我做个比喻----直接站在上帝自己的书房里。在此之前，我从未如此直视过祂的脸，听到祂责备的声音近在耳旁；我从未在祂面前如此局促不安，感到如此卑微；我从未感到如此深的羞愧，或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任何为自己辩护的话都那么不合时宜。

他说这是自己一生中，第一次直面上帝。

哈维尔认识到自己眼前的上帝是“一个永恒的位格，祂透过自己使我也成为永恒。我与这个位格有完全的关系，祂直接对我说话，我愿意为祂做任何事。”

正是透过这位有着永恒“位格”的上帝，哈维尔找到自己在历史中位置。他明白了自己真正的责任是什么，明白了自己的生命最终该向谁负责。这种认识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力量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