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在安徽大学任教的英美文学专家巫宁坤先是被剥夺教职，又随家人一同下放到皖南农村接受再教育。

作为被监管教育对象，又身为外地人，在那个偏僻的小村庄里，巫宁坤全家饱尝世态炎凉。幸亏巫宁坤去看病的时候，认识了公社卫生院的鲁大夫，在这个乡村医生身上，他感受到难得的温暖。

鲁大夫出身贫寒，只上过两年小学。但他从小爱读书，跟一个邻居学中医，又通过自学，借助医学书刊学到西医的基本知识和技术。

身为卫生院的骨干，鲁大夫经常一上午做两个手术，下午又穿着草鞋到偏远的村子去接生。在许多社员心目中，他就是救命恩人。

他深知自己懂得有限，就见缝插针地读书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水平。晚上如果没有出诊任务，他就不顾院长关于阶级斗争的警告，带着一本初级英语读物来巫宁坤一家居住的草屋里来请教。

鲁大夫想学好英语，梦想有一天能看懂英文医学文献。此外，他还贪婪地阅读能够找到的近、现代文学作品。他相信一个医生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医疗技术，而且要有一颗仁爱之心，而阅读好的文学作品“有助于孕育对人和生命的爱心”。

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个草根医生，巫宁坤慨叹说：

和紫禁城里的那些大御医相比，鲁大夫高尚多了。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没有任何专制可以腐蚀或压垮的品质。我有机会来接受这位农民医生的再教育，可说是三生有幸，不得不归功于那居心要置我于死地的政治运动。鲁大夫不仅帮助我恢复健康，而且帮我巩固对生活的信念。

鲁大夫虽然医疗水平不高，却有对患者的细心关怀，而且有意识地透过阅读文学来培养自己爱的品格。当地群众把这样的人视为“救命恩人”，是很自然的事情。

相对于这个艰难环境中的草根医生，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少。很多专业技术人员对文学更是不屑一顾。

好的文学不是消愁解闷，不是寻求刺激，不是玩弄文字，而是爱的传递和熏陶。

在医院里，我们见到太多医生仪器一样冷冰冰的面孔。人们看病的花费越来越高，医生的收入也在不断向上攀升。

意大利一名儿科医生来中国一所医院交流两年。他回国后，在给中国同事的信中提到这样两件事：

一个小孩的姥姥带着外孙来看皮肤病，你们的儿科医生要给孩子抽血检验。我检查一看，那不过是蚊子咬的一个包，怎么会用得上抽血呢？

我去房山农村给一个当时只有11岁的男孩看病。这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男孩，他的两条大腿肌肉萎缩，这种病叫 “迪何二氏肌萎缩”，是一种罕见的家族遗传性疾病，根本无法治愈。但是他的家人从孩子一出生就带他到各个医院治了10年，花了很多的钱……居然就没有一个医生告诉孩子的家人他患的是什么病，告诉家长这种病根本无法治。这是非常不道德的。

我对孩子的家人说，你们不要再带他去医院治疗了，染上这种病，从孩子出生起就根本治不好。如果你们真为他好，就给他买一辆残疾人的电动车，改善一下他的生活质量吧。

后来，我们这些在北京的使馆、企业、医疗系统工作的意大利人，捐款买了一辆残疾人的电动车，送给这个孩子，他得到这辆车，高兴极了。

我们的医生都该扪心想一想，面对一个患者时候，是想让他得到妥善的治疗和关怀，还是想到在他身上尽可能榨取更多钱财，以完成自己的创收目标。这是一个关乎良心的选择。

干旱的土地需要春雨的浇灌，刚硬的心灵需要爱的滋润。医生不仅需要技术水平，更需要爱的滋养。

几年前，央视播放过一部电影《恩赐妙手》，讲述的是美国医生本.卡森的经历。作为世界顶尖的神经外科专家，本.卡森不仅喜欢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而且喜欢欣赏音乐，尤其是亨德尔的《弥赛亚》。

本.卡森不仅有高超的医疗水平，更以敬业负责的精神和对病人的关爱为人们所称道。

电影中有一处情节，1987年，一对德国父母带着头部相连的双胞胎婴孩前来就诊，希望能做分离手术。这对世界的医疗水平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两个婴孩都成活的几率几乎为零。孩子的父母痛苦地对他说：“千万别让我们选择，保留哪一个？”

本.卡森医生对他们说：“你们祷告吧！”孩子的母亲惊讶地问：“你也祷告吗？”本.卡森说：“我每天都要祷告！”

手术终于圆满结束，两个双胞胎婴孩都健康地活了下来。

当各种荣誉向本.卡森涌来的时候，他却谦卑地向上帝表示感谢。他把自己的成就归根于来自基督爱的力量。

对于一个医生来说，仁爱之心与医疗技术都不可忽视。爱和怜悯是医学的核心，是一个医生最宝贵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