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通过几千年被官府的压迫和剥夺，成为所谓的“生苗”，就是愚昧，野蛮的化外之民。他们任人生杀，几近麻木，被旧史志称为“晦盲否塞”，“结绳刻木”。完全没有文化。伯格理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一个村子里面能够从1数到10，能够算清楚加减法的只有几个老人。

一个苗族村庄里面，只有两个人能够把0到10算清楚，所以当这些苗族人去赶集的时候，卖一只鸡、卖一头猪、卖一个鸡蛋，必须等这个老人身体健康，他们才有可能到集市里面去做交易，否则这个交易就做不成。那里完全没有文化，是一片野蛮、蛮荒之地。

但是经过伯格理的努力以后，这个地方到了一个什么状况呢？伯格理去世时候是1915年，他在10年当中帮助花苗人发明了文字，就叫“大花苗文”，也称为“坡拉文”。这个大花苗文在100年以后的今天，还在这些地方传播、使用。

由于发明了文字，而且用大花苗文翻译了《bible》，所以这些地方的教育就开始起步。伯格理牧师及其后继者，先后在偏僻的乌蒙山区办了102所学校，遍布乌蒙山区20多个县，培养了一大批的苗族学生。这些学生当中有博士、硕士、大学本科生、高中生，初中生等等，他们成了整个花苗地区的文化精英。

所以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在任何一个欧美国家，寄一个邮件到贵州石门坎，只要写上五个字——“中国石门坎”，这个东西就可以投递到石门坎去。你可以想像，石门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当时被称为西南地区的文化圣地。

所以伯格理完全改变了整个大花苗人，改革了整个苗族，使苗族人变得有文化、有知识、有教养，他们的整个生活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被苗族人称为“救星”。

朱焕章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勤奋、好学、懂文明、讲礼貌，所以教会资助他读了初中、高中，然后把他送到重庆华西大学。在华西大学毕业典型的嘉年华上，由于朱焕章优异的成绩，被学校推选出来，在整个学校毕业典礼上代表学生向学校致词，结果他发表了一篇非常优美的演讲。

那天在台下坐着的有蒋介石夫妇，当时的蒋总统感到非常惊奇，苗族人居然有这么优秀的大学生，所以嘉年华结束以后，他单独召见朱焕章，说自己现在身边特别需要朱焕章这样的人才，希望他可以到蒋介石的总统行辕来工作，协助抓民族教育的事情。

朱焕章非常感谢蒋介石的邀请，但是我的老师伯格理告诉我，我们所有在外地学业有成的人，都要回到石门坎去，去为苗族人服务，他婉言谢绝了蒋介石对他的邀请，但是更加赢得蒋先生对他的尊重。

后来他成为国大代表，1946年到南京参加全国国民大会，这个会结束以后，蒋介石再一次召见他，希望他留在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做民族教育司司长，他再一次拒绝，他说我的使命一定要为苗族人服务。

朱焕章成为被伯格理所点燃的苗族人当中最杰出的代表。伯格理不仅仅是自己在燃烧生命，更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点燃了苗族人，让苗族人站起来成为真正的人。

因为那个时代苗族人是整个社会的最低层，第一层是官府，第二层是汉人，第三层是彝族，彝族是苗族人的土司，最底层是苗族人，可以说猪狗都不如的人。但是苗族人站起来了，怎么样站起来的，就是因为有伯格理，有了文化、信仰、教育。这是一个非常美好、动人的故事。

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从来没有洗过澡。特别是夏天进去，白天一身汗晚上没法洗，很难受。大家知道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如果不洗澡身上很不舒服，有一个志愿者第一次去给苗族小孩理发，因为苗族小孩不洗澡，头发也没有洗过，特殊气味非常浓烈。

他理完第一个人的时候强压着自己忍，但是理到第二个人的时候，他实在忍不住了，跑去呕吐。那个地方的水到了什么地步呢？有个志愿者就是用盆子的水刷了牙，就急剧的腹泻，生活环境真的非常艰苦。

我想把我的这个故事转向我今天要阐述的一个观点：我认为，人的知识有两种：一种知识是人类长期积累的，那种可以复制、推导，可以去逻辑论证的知识，好比说1+2=3，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

有云彩就会下雨，水到100℃就会沸腾，还有很多公式、定理，这些知识都是可以复制、推导的，可以逻辑论证的，这种知识大量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我们教育当中要向学生传授的知识。

大家知道，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曾经讲过一个非常有哲理的一个观念，他说，在知识领域，要把上帝赶出去，但在道德领域，要把上帝请回来。康德还讲，有两样东西使他充满激动，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康德实际上在讲两种知识，把上帝从科学的领域赶出去，是说我们在第一个领域当中不要迷信上帝，第一种知识的传播不需要上帝。

但是在另外一个知识，在第二种知识领域，在人对待生命的态度问题上，我们需要上帝。头上的星空是什么？自然，科学，这是第一种知识。心中的道德律是什么？信仰、文明、精神，宗教，是第二种知识。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有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互联网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是它波及的效应绝对不仅仅只在技术这个层面。互联网的出现使知识变得廉价，对整个教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过去为什么老师很重要？因为老师在某种层面上垄断着知识，如果不去接触老师就得不到知识，但是今天通过互联网可以搜到任何东西。互联网的普及使知识贬值、廉价。

但是互联网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客观条件——全球一体化。全球一体化不光是技术的一体化和商品的一体化，也包括普世价值和文明观念的一体化。

为什么今天人们能够很敏感地批判很多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分享着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教师的职责也要开始发生变化。

第一种知识开始显得并不很重要，或者开始贬值，那么第二种知识的传播更加能够凸现价值。第二种知识的传播要的是一种人格修养，是一种老师本身的道德情操，如果简单建立在复制基础上，它是没有说服力的。

所以老师首先必须要塑造自己的人格，才能用你这种精神人格去影响学生。这显然是今天对教育最大的挑战。

注：本文系2014年在教育公益组织理事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