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中，市场经济、产权保护的思想得到广泛公认，只要微观上保护产权，宏观上市场配置资源，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健康的增长，此可谓国富之道。主流经济学之外，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的概念也影响深远。

熊彼特并未象亚当·斯密、马歇尔那样强调市场交易的重要性，也未象现代经济学家那样强调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了市场主体——企业家的重要性。熊彼特指出，企业家是职能而不是职位，企业家的创新职能的发挥及由此所带来的“创造性毁灭”，才真正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

不错，企业家不是职位而是代表着创新的职能，但这同样需要建立在企业家们更愿意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更愿意以诚信求发展而不是以坑蒙拐骗赚快钱。

如果企业家们偏好于权钱交易，以特权取利的“权贵经济”就会盛行，市场秩序就会被破坏，市场文明就会逐步瓦解，创新精神也终将走向枯竭；如果企业家们习惯于以行贿受贿来做生意，以坑蒙拐骗来获小利，商业环境就会变得越来越沙漠化，“劣商”就有可能驱逐“善商”。

由此可见，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需要“君子（西方叫绅士）”及“君子文化”的基础，只有一大群崇尚公平公义、诚实守信的“善商”成为主流，市场经济才有了信仰与伦理的根基。

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发现：没有新教伦理就没有资本主义精神，没有资本主义精神当然也就不会有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精神并非“愤青”们所想象的资本家的“贪欲”，而是“节欲”，即新教企业家们靠信仰胜过了人与生俱来的喜欢胡作非为、骄奢淫欲的人性之恶，才转而走上理性、创新、扩张的财富发展新途。

市场并非只是交易，而是公平交易，为的是保护和激励创新，这需要包括产权保护在内的一整套秩序和制度的保障。而没有新教的文化理性洁净、升华人类自私自利的生物本性，市场文明实难以建立起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大问题就在于，“善商”的精神、伦理及制度根基都不足，“善商”的力量也还远远不够。所以，经济在崛起，但泥沙俱下。有的时候，令人痛心地看到，不是“善商”驱逐“劣商”，而是“劣商”驱逐了“善商”。

新一届政府上任后，中国的经济形势日益严峻，但笔者第一次看到了“善商”兴起的希望：一是反腐败，使得权钱交易有所收敛，虽未治本，但治标的震慑性效果已经出现；二是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使得信息更透明、更对称，要想行贿受贿、坑蒙拐骗更不容易，代价也更大；三是中国经济与企业的转型，创新越来越成为主导方向，创新文化开始深入人心；四是中国开始出现一批有信仰、有道德、有理想、有使命的商人，他们成为抵抗商业腐败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