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自康有为、梁启超以降，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运动上和历史性的变动上，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多多少少有所贡献。到了五 ·四运动，这一发展到达一个新的高峰。

中国近代和现代知识分子在近代和现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曾扮演着新时代催生者的重要角色。然而，曾几何时，面目全非！如今，一部分知识分子飘零海角天涯，一部分知识分子过着淡漠的岁月。这是一幅秋末的景象。——殷海光

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

这样看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典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

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

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

依此推论，凡属说话务求迎合流俗的读书人，凡属立言存心哗众取宠的读书人，凡属因不耐寂寞而不能抱持真理到底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读读书的人，并非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责任

在目前的社会风气之中谈道德，不是被人讥为迂阔，就是容易被人认为虚伪。的确，在谈道德的人物中多的是这两种人。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要道德。

有没有人因市面流行假钞票而根本不用钞票？稍一反思，现在的道德问题实在是严重。在这迷茫失绪的世界里，人事朝夕变幻多端。我们把握着什么？我们靠什么作定力？我们必须怎样才能免于失落？各种无定向的风在乱吹，一忽儿东，一忽儿西，令人何所适从？我们怎样站稳脚跟？

现在，有些人在权势面前是一套，转过背来对弱小者是另一套。脸谱的变换，比戏台上还要快。他们到张家是这个样子，到李家是那个样子。中间一点联贯也没有，一点共同的基本原则也没有。

自己跟自己不一样。自己把自己在各种不同的应付人事的场合撕成碎片。结果，自己不见了，只剩下一张名片。这样的存在，像马路边灰尘般的存在，像汽车后面排出的烟似的存在。

我们能否见小利而不忘大义？我们能否处贫困而不改素志？我们能否视马路上的富贵若浮云？我们能否坚持理想而不受诱惑？我们能否不把廉价的恭维当作“精神食粮”？我们能否在无端受侮辱与迫害时处之以宁静？凡此等等问题，都是知识分子常常遭遇到的问题，而且在实际中必须认真面对的。

这些问题在纸上解答都是容易的，坐而论道也不太难。只有在实际的情况出现，身历其境，受到临场的考验时，才可测出一个人的德操之深浅高低。在这种虚华而又沦丧的岁月，一个知识分子要保持道德原则，实在是难上加难。但是，功夫就在这里。

在《阿塞罗》里，莎士比亚告诉大家，有些人的情感引导他们把“虚假的”自我影像和角色当作真实的，以致毁掉了他们的生命。伊亚哥装得像是一个顾问和朋友的样子，来导引阿塞罗走入歧途。

其实他充满了邪恶的动机。阿塞罗回答伊亚哥的假殷勤，而且受自己被抑压的情感之驱使，他与一个谋杀者同流，并把德士底摩纳和他自己毁掉了。

正因此故，每次大乱过后总可保持一点命脉。清末以来，政事议论，国家大计，也莫不以士流清议为重。行动人物有时也以知识分子的是非为是非。然而，近几十年来逐渐搞倒了头。

知识分子逐渐放弃自己的见地，让出自己的思想主权，以行动人物的是非为是非。甚至民国初年以来知识界的若干健将，也失去独自思想的能力，以流行的意见为真理。

近几十年来，行动人物的是非和观念人物的是非并不是完全违离的，然而究竟是两个不同的类。关于这两个类之不同，从我在前文所指陈的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之种种不同，可以推论若干出来。

真正的观念人物重理想；行动人物重实际。某一个时代，在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物之中，究竟是哪一类型的人物居于导演的地位，这是各种现实情势造成的。这样的结果，我叫做“历史的偶然”。

我们在知识分子之间可以很显著地看到这种影响。当梁启超的新说风靡时，当早期的陈、胡倡导的新潮澎湃时，有许多人赞同，也有不少人反对。赞同的是真诚地赞同，否则不会产生那么广大的影响。反对的也是真诚地反对，否则保守势力不会那么顽强。

这种真诚，到现在似乎愈来愈微茫了。时至今日，知识分子似乎愈来愈彼此陌生，而且互相怀疑彼此的动机。若干知识分子之狂热追求个人的煌大，远甚于追求真理。彼等一般地对个人声名的饥渴，远甚于对真理的饥渴。

于是，知识方面的工作被用为达到这类目标的手段。评论往往变成捧或骂的化身。现代生活重享受，彼此之间的竞争不易避免。个人的现实需求挤走了对无关利害的客观真理之追求。这一趋势，把人们的思路引向一条死巷子：一切思想言论几乎已无客观效准可言。

一切思想言论都依利益或人事关系来解释。只要是在同一条线上的，便捧入九天之上；只要不是在同一条线上的，便踩入九地之下。彼此的语言不通，彼此不了解，也不求了解。

各人努力的方向像光线的漫射。彼此努力的成果流失在相互的抵消中。几十年来现实权利争夺所铸成的意识型模已在知识分子之间隐约可见。现今的若干知识分子一般地把个人或团体的情绪当真理，把一时流行的意见当是非的准绳，而思想则随着流行的音乐打转。

所以，知识界成为一个失血的人。他除了制造大量的统计数字以外，剥落了昔日的光和热，更未能给人以新的展望。

社会总要有些知识分子来累积、保存、再制，并传授知识。知识分子是一般地失落了。要救起知识分子的还只有知识分子自己。每个人有且只有一个一生。这一个一生极容易自己浪费或被别人浪费掉了。

无论是自己浪费或被别人浪费掉了，既已逝矣，即永不再来了。回顾这几十年来，在时代的大波动中，比起别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浪费委实是太多太大了。

权势可以毁灭人的身体，但是毁灭不了真理。有而且只有这样的真理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古往今来，献身追求真理的人，常能和寂寞为友。真理是轻微的声音，他要诉说于清醒的心灵。

太好热闹、不甘寂寞的人，周旋在鸡尾酒会里，听一片喧笑，到哪里去找到真理的踪影？真理不靠权威成长，大众的起哄只有把真理吓跑了。牛顿定律不产生于群众大会。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非集体创作。罗素的哲学更不是遵照什么路线走出来的。独自的探索，是通向真理的幽径。多数的协作和讨论可以给人启发，但最后的吸收和创造，还是着落到个人的独自思考。

就中国的社会文化所出的大病症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既然中国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于是有必要也有义务在世界的配景之中来研究这类问题。中国的问题既然根本是出在社会文化上，于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在根本上从社会文化的创建着手。

这里所说创建社会文化，就是从头创建一个适于大家生存和发展的现代文化。我们需要从目的社会走向波普尔所说的开放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文化里，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不再受无谓的前例、禁忌、复杂意结、人身神话等等的束缚；而是以合于人生的德目及理知为指归。

一谈到这些问题，事体就大了，端绪就多了，可努力的方向也多了。首先，我们在从事这一金字塔式的工作时，我们的胸襟必须是“为万世开太平”而铺路。

我们希望透过自由文化的默运力，中国终于能够消解目前的种种暴戾之气，而出现一个重道德、有自由、行民主的境象。就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值得做？还有什么工作比这更巨大？还有什么境界比这更开阔？

照我看来，将我们的才智和努力安置在这一配景之中，我们就会觉得人生有了意义，人生有了价值，人生有了确实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