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们砍断我的双手，

我会用牙齿咬住笔，继续创作音乐。

——肖斯塔科维奇（苏联作曲家）

肖斯塔科维奇，这个被誉为“20世纪的贝多芬”的天才作曲家，在政治的洪流中浮沉，经历了极其复杂的时代，他的音乐就是一部数十年的编年史。

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悲喜交加，然而与曲折艰难的人生相比，他的创作更加丰富——仅交响曲就有十五部，打破了自贝多芬写出九部交响曲之后再无人写出十部以上的纪录。

他的音乐作品，也被后世引用到许多的电影作品中。《第二爵士组曲》就被选为电影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十大古典音乐之一，这一组曲中最有名的当属《第二圆舞曲》。

这部作品旋律优美，典型的华尔兹节奏里荡漾的，是奔放的俄罗斯风情。所以，在《第二圆舞曲》完成以后，被多部俄罗斯题材的影片用作配乐，如奥黛丽·赫本版本的《战争与和平》、英国电影大师库布里克的谢世之作《大开眼戒》，还有姜文的新作《邪不压正》。

然而，在更多的世人眼中，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对政治当局相当忠顺的作曲家。在政治大环境下，他曾因获得苏共褒奖的各种荣誉而争议缠身。直到1978年美国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世人才逐渐了解这位极权社会铁幕下的艺术家“双面人”的复杂内心。

1936年，他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没有符合斯大林所提出的“人民标准”，即“应该利用音乐技巧中一切最新手段，但是语汇一定要联系广大群众，要清晰易懂”引起斯大林的反感。这是他的得意之作，但万万没想到这也是灾难的开始。

于是，他遭到了《真理报》的严厉抨击，“从这部歌剧的一开始，听众就受到处心积虑构造出来的不和谐、噪音般音流的轰炸。”斥其为“鸭子的叫声、野猪的呼噜和疯狗的狂吠”“粗俗、卑鄙、下流”，文章警告肖斯塔科维奇玩弄把戏“不会有好下场”。 

为什么肖斯塔科维奇会成为抨击的对象？

一位《真理报》的编辑透露，“我们总要从某个人开始”、“肖斯塔科维奇最有名，打击他可以产生即刻反响，就可以让他在音乐界的还有其他领域的追随者受到提醒，吸取教训。”、“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身上具有天才的成分，像他这样的人，值得去挽救……”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肖斯塔科维奇每天生活在恐惧中，担心在某个深夜被抓去枪毙。但抓捕却迟迟没有到来，这或许正是惩罚他的方式——等待死亡比死亡本身更恐怖。

音乐界向来以不问政治自诩高贵，若是被政治问了，也只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和下场：要么是宁为玉碎的英雄，要么是但求瓦全的懦夫。

我们仔细观察肖斯塔科维奇作为公共表达的15部交响曲时会发现，其中竟没有一部真正令人信服的颂歌。肖斯塔科维奇会出于求存而怯懦，把自己变成工具人，但他的音乐不说谎。

开始动笔创作《第九交响曲》的1944年，肖斯塔科维奇参加了庆祝十月革命胜利27周年的一个座谈会。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发展的明朗化，他作出了立场鲜明的表态：“伟大的卫国战争即将结束，它的历史意义越来越明显。

这是一场以文化和光明对抗愚昧和黑暗的战争，以真理和人道主义对抗杀戮之野蛮道德行径的战争……反观我们文艺工作的未来，今天我的梦想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和每一位苏联艺术家一样，我希望创作一部大型的作品，因为只有这样，今天鼓舞人心的兴奋才能得以表达。我认为，未来几年，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应围绕‘胜利’一词开展。”

1945年初，在与学生们的一次交流中，肖斯塔科维奇透露，“第一乐章”已经写到发展部的中段了，而且音乐是以一个宏大的乐队齐奏（Tutti）开启的。另外，挚友吉利克曼（Isaak Glikman）也证实，他曾听过作曲家用钢琴演奏的其中的10分钟音乐片段，音乐是“宏大的，激情的，雄伟的”。

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第一乐章”被搁置三个月后，同年7月，他继续动笔，8月底，《第九交响曲》完成时，这个“第一乐章”竟然不复存在了。

斯大林也是懂音乐的，他当然知道交响曲中的“第九”以及用于收官“战争三部曲”的“第九”的意义所在。斯大林也相信，肖斯塔科维奇的理解与他的理解是没有误差的——“第九”作为交响曲中最神圣最崇高的序号。

可是，作曲家最终交出与独裁者的期望截然相反的“第九”。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九”既没有原来说好的独唱加合唱、大型乐队编制，更没有关于“胜利”的音乐叙事。它只是海顿式的古典风格和马勒式的音乐幽默的合体。

有一首歌曲《赞美崇高的智慧》（Lob des Hohen Verstandes），马勒以音乐配以歌词讲述了一个幽默的讽刺的寓言故事：

山谷里，杜鹃和夜莺打赌谁歌唱更好听，无论是凭艺术还是凭运气。蠢驴因为拥有一双大耳朵而被指定为裁判。比赛进行，蠢驴听不懂夜莺的歌声，但它却会根据杜鹃有规律的叫声数节拍，结果它宣布杜鹃获得胜利。

肖斯塔科维奇崇拜马勒，他的《第九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看起来正是《赞美崇高的智慧》的交响乐无词歌。斯大林在战争中的胜利，在肖斯塔科维奇眼中也是如此而已。第一乐章，铜管可以说对应着马勒笔下的蠢驴，木管（长笛、短笛、单簧管、双簧管）则是夜莺和杜鹃。

首演指挥穆拉文斯基（Yevgeny Mravinsky）曾点评，这个“活泼轻佻的‘玩笑’”不是表达“作曲家本人的感觉，而是其对立面的、自满的、狭隘的、本质上完全冷漠的非利士人（注：Philistine，《圣经》所记载的一个古民族，后来引申指庸俗的人）的感觉。”

肖斯塔科维奇不是孤例。在历史上，似乎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20世纪这样，权力对艺术的干预与扭曲、对人性的摧残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余下只有噪音》这部音乐、历史爱好者的宝藏之书，让“20世纪的历史以别样的方式得到了完整的再现和表达”。

战后势力范围继续扩大、权力野心越发膨胀、又懂音乐的斯大林，如何回应肖斯塔科维奇的“嘲讽和挑衅”呢？也许你在书中可以找到答案……

从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苏联到六七十年代的纽约市中心，这个时代的作曲家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来自政治和文化的动荡，这是音乐的史诗，更是人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