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主张「自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的生物进化论，认为目前生存的一百五十万种以上的动植物都由很久以前少数或单一的生物代代些微修改，聚积无数有利变化而来。每代较前一代更适应生存的环境，需要极悠久时间的历史。至于原初的少数或单一的生物，达尔文本人认为是「造物主」的创造。 

达尔文的臆测，经一个半世纪的大力宣传，并且利用生物学课室作为宣站，成了今日心理学、社会学、人传种学中的基要理论，使许多青年学生置信不疑；但是，达尔文本人却自感疑难重重。从他下列一些言论中可见一斑： 

达尔文寻不到的事例，今日分子生物学发达，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因为细胞内蛋白质的机器世界是个「不可缺一」的设计系统，蛋白质机器常由数十种或更多零件组成，缺少一种零件便无法运作，失却功能，需要全部同时配搭，才能生效。故此，生物蛋白质机器系统绝非经过悠长时间逐步成全，必须同时出现。

再者，例如DNA与蛋白质分子，两者必须同时存在，方能彼此运作。没有DNA，蛋白质分子无法产生；没有蛋白质分子，DNA也无法产生。这一点便确令达尔文的进化论「完全失败」了。 

生物能遗传下代的突变（Mutation），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有害的，有利的突变不到百分之一。并且突变是罕有的，「某一基因在微生物中自动突变，在一百万次至十亿次细胞分裂中仅有一次。」所以，有利的突变是来之不易的意外，不是常规，怎可成为生物界普遍继续不息进行的运作？ 

若目前这么众多的生物类别是由代代一丝一毫，为了适应环境条件修改，经过极久时间进化的，至少产生两个问题： 

▼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动物学教授阿加西（Agassiz）说：「关于动物的种源，达尔文与他的附从者没有给我们一点的新知识……它只是一个解释的问题，并不是有新事实的发现……进化论实则与地壳岩层中动物的埋没与分布情况相冲突……高等的鱼反是先有，低等的鱼反是后来……。」

著名工程学教授钱氏（Fleming Jenkin）说：「单由一个种类的存在，便可证明牠们与环境已是相适应的了，所以许多变异乃是变坏并非变好，自然淘汰无疑地可以将牠们消灭……虽然我们承认自然淘汰或可改进一个已为许多物种利用的器官，但并不即是承认它能产生新器官，因而产生新物种。」 

英国比较解剖学教授美氏（Jackson Mivart）说：「极微、偶然而无定的变异能产生如此众多特殊形态的生物……似非与想象矛盾，但与理智冲突。」这些难题，以逐步微变的「进化」产生作为解释，确难成功。

▼

所以一位学者说：「达尔文……跳进了一个结论，远在他所有的证据园地之外，并且不顾合理的反驳而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说：「达尔文写种源论不是来证明乃是来说服……所以他不犹豫地取用任何的比喻、类型与辩论。」 

又有评论家说：「达尔文已将种源论搞到一团的怀疑，意见的遁辞，言语的混乱，围堵之言，自相矛盾，不绝更改字句，不决，踌躇，龃龉。」

又有人说：「在强烈的批判之下，达尔文于一八八二年寿终的时候，仍不能证明自然淘汰是唯一或主要的进化方法，可使他同时代的科学家满意，自感沮丧不堪。」

▼

当时许多学者予以驳斥，例如著名生物学家贝氏（Karl Ernst Von Baer）说：「达尔文的书有关人种来源已经出版，但并不能说服我。人种由似猿动物所进化的言论是我所不能想象的。不论从哪一方面着眼，猿的构造是适于树上生活的，人的构造则是适于直立在地的……莫非爬树动物的少数子孙热衷于进步而克制自己不再爬树，因此过了百万年的时间，下肢才渐渐成为适应直立行走的呢？……」 

▼

为甚么达尔文不顾同时代科学家合理的反驳，规避他们的问题，顽固坚持自己的主张？

他的动机可在他的自传中窥悉。

所以对他而言，是个人名利的问题。所以有人说他是个机会主义者。 

▼

纳粹主义以战争决定优胜劣败，共产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规律，都基于错误的唯物进化论。

将这错误的臆测应用在人类社会上，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已导致前世纪人类的大灾难，令二亿以上的宝贵生命涂炭。

可谓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