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背后的基督徒，不应遗忘的一群人：收容10余万难民，向30万人发粮…
2021-06-26 3094阅读
作者: 脉动
｜来源: 世界的脉搏
周末去看了《八佰》，相信这也是很多人，今年第一部去院线看的电影。
从去年定档再被撤档，到没有消息再到公映，迟到了400多天的《八佰》可谓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作为淞沪会战的尾声，四行仓库的这场4天4夜的战役，除了确实打的艰苦外，本身也是因为它足够荒诞和足够讽刺。苏州河的一边是血肉横飞的战火，另一边却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天堂、地狱同时被推到了一个平台，像一面镜子折射着战争，紧张刺激又极富戏剧张力。而在这一“看戏”的过程中，普通民众的情绪也在默默发生着变化。他们从最初的“盲目的看客”，再到动了怜悯之心，再到后来为战士摇旗呐喊、秘密筹集物资……“这个过程，是民众的变化，也是仓库里这帮逃兵的变化，是中国人的变化……”不过今天黑门不聊电影，而是要说说现实的历史事迹中，那些不顾自己安危，呼吁抗日、筹备物资、奋起抗战、救国救民的，上海基督徒！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集约80%的兵力，奔赴上海，史称“淞沪会战”。3个月的时间里，仅中国军队死伤就超过30万。往往一个师冲上去，顶不过5个小时就全军覆没，可谓是真正的“尸山血海”……为避免被日军围歼，50万中国守军开始撤退，独留8师524团1营，驻扎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内，与日军誓死抵抗为大军撤退做掩护。因而从一开始，《八佰》讲述的，就注定是一个足够悲壮的故事。随着战争的不断铺开，才算彻底打消了不少国人试图独善其身的念头。上海的各界人士，也纷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来表达对抗战的关切。苏州河边的租界有一群人，躲在一面巨大的“法西斯旗帜”下，冒死过桥，冲到对岸地狱般的“四行仓库”给中国军人送物资。然而深剖历史现实中，那些参与抗战救国的民众，绝不止电影中一带而过的片段，更不能不提，上海当地的中国基督徒群体。他们积极发表《告全国基督徒宣言》、设立难民收容所，向前线捐赠寒衣、鞋袜……成为在抗战时期，一支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上海，作为当时全国教会的联络中心，许多差会及机构的全国总部，就设立于此。国难期间，上海多地的教堂或毁于炮火 , 或被日军抢占；不少教会学校纷纷内迁避战；教会医院在炮火中艰难维持；大批宣教士被关进了集中营 , 一些爱国基督徒也不幸遭到了迫害……因而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上海的教会刊物和机构，就开始一边督促民众反对日本侵略。一边通过国际关系，向国际社会刊登，并揭露日军在华之暴行，同时呼吁国际力量，对难民进行救济。当时著名的民主战士、爱国人士、群众歌咏运动的倡导人，刘良模就曾撰文说：“基督徒应有爱心如火.....耶稣以自己的身体与鞭子去驱逐恶势力，现在的基督徒，我们的刀、鞭子、身体在哪里？”这一声声的呐喊，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就曾叫醒过不少麻木无知的“看客”。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发动华北事变，觊觎我国华北五省。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上海学生随之也奋起响应。后来，上海文化界283人发表救国宣言，马相伯、沈体兰等基督教爱国人士，也一起在宣言上签了名。同年12月20日，上海基督教人士以及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刘湛恩、梁小初、李登辉、杨素兰等28人联名发表《上海各界基督徒对时局宣言》。我们不想作无谓的牺牲，但我们也不惜为真理与正义而流血，我们决定尽我们的力量，去作这个伟大的反抗运动的后盾！”淞沪会战爆发后，总部设在上海的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先是发布《为当前国难告同胞书》，希望全国基督徒呼求正义，统筹救济，并为国祷告。1937年8月31日，上海各教会负责人又联名发表英文《为中日战争告普世基督徒书》，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为中国赢来了国际方面的不少支持。于此同时，不少基督徒更是积极建立临时“战时组织”：这些由基督徒建立的战时组织，无疑为前线的服务，及救济难民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中仅“上海基督教联合会”就利用教堂、商场等成立18处难民收容所，前后收容难民数达15万余人之多。以至于到了1939年初，还有 400 余人住在难民收容所中……与此同时，上海基督教联合会，还通过慕尔堂（现上海沐恩堂）发放粮食，领粮者一度高达30万人！1937年10月31日，联合会又号召上千的弟兄姊妹，禁食一天，为中国奋勇抗战与世界和平来向神祷告。并将禁食的餐费，全部作救济难民之用……除了参与联合会的行动，在上海的各大基督教公会，也都纷纷自行开展救济事业，其中以专门在下层民众中活动的“救世军”最为突出。淞沪会战爆发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救世军”就在上海的法租界、公共租界和交通大学设有3所难民收容所，照顾安置难民 2 万多人。教会的难民收容所，会给难民提供食物、衣物和住宿，在里边甚至还有卫生诊所、产妇医院、儿童学校等场所，为收容的难民提供必要的帮助。上海松江教会等教会，还组织民众歌咏团演唱救亡歌曲，前往周围乡村进行抗日宣传。为预防敌机轰炸，松江监理会乐思教堂大钟自战事开始后，就开始提供防空监视哨作为警报，分空袭、紧急、解除、毒气、火灾等不同预警。为确保警报及时，防空监视哨常驻司钟员四人，并昼夜轮流值班警戒。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则发动劝募救国公债运动，组织征募队50队，不到两周募得10万元，捐给前线抗战……在整个艰苦抗战的过程中，不少忠心爱国基督徒的涌现，无疑也成为了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近代杰出教育家，刘湛恩。作为近代中国著名大学学府中，最为年轻的校长，他积极实践“教育救国”的理念。提倡职业教育和公民教育，提出“让沪江大学更中国化，更基督化”的口号。与此同时，他还大力倡导“积极的、前进的、建设的、牺牲的”沪江精神，在担任沪大校长的这十年，处处显出了他的能力、忠心与爱心。1937年，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刘湛恩校长一边邀请冯玉祥、陶行知和李公朴等爱国人士到沪江大学演讲，大声疾呼抗日救亡。一边在上海租界开设难民收容所，收留难民1600余人。后来，他又联合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上海各界救亡协会”，并被推举为主席。1937年11月，刘湛恩与全国部分大学校长和知名学者蔡元培、张伯苓、胡适等人，联名发表长篇英文声明，控诉日本的战争罪行，呼吁世界各国人士制裁日本。南京沦陷后，他又领导组织国际友谊社，代表政府与各国驻沪外交人员联络，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并因而被界内人士誉为“在野的外交”。甚至此后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罪证照片，就是由滞留在南京城里的西方宣教士冒死拍摄，并辗转交给刘湛恩，才公布于世的……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有一天，受日本特务机关长白田宽三派遣，刘湛恩已投靠日本人的留美同学温宗尧前来拜访。刘湛恩严辞拒绝，并告诫自己的这位“老同学”不要为虎作伥，当心晚节不保。而自他走出一步开始，他便被日本人列入暗杀名单，日本特务机关由井上向黄道会头目常玉清等人下令：“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向学生宣传抗日，反对大日本帝国……你们要尽快把他干掉！”1938年2月15日傍晚，有人向刘湛恩的住所扔了一枚手榴弹。1938年3月27日，他们家又收到了一篮水果，内含一封英文信，对刘湛恩“殊堪钦佩，特奉上花篮，尚祈笑纳，并盼继续努力”。后经化验，水果中含有剧毒……在一次次暗杀的威胁下，不少友人劝他离沪暂避，免遭不测，但刘湛恩却坚持要留在上海，他说：“留沪的救亡协会负责人已所剩无几，而上海的抗日救亡工作关系到国家的生存，我责无旁贷，放不下。我是中国人，更是基督徒，为了真理和正义，即使上十字架也在所不辞……”“我生平教导学生应为祖国献身，自己就应当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你若能带领孩子们离开这里，我就无后顾之忧了。”后来受国际救济协会的委托，刘湛恩预定了4月13日前往香港的船票，并出国为中国难民募集救济金。1938年4月7日早晨，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的刘湛恩，遭到日伪收买的暴徒刺杀，当场牺牲，年仅42岁……刘湛恩的遇害，震动了上海整个教会界和文化界，陶行知、邹韬奋、郑振铎、罗家伦等文化届名人，也先后发表悼文。追悼会前夜，刘湛恩的3个孩子，在一本《圣经》的空白页上写了一些话，放在了他的身边，以纪念父亲爱国救国、舍生取义的行动……而纵观上海各基督教会的战时救济工作，同样是精诚合作，倾其所有。因着上海那些基督徒们奋力的呐喊、奔赴及至牺牲，数以万计的难民与伤兵得以被收容和救治，中国在国际社会上，也赢得了更多的声援与支持。有人说电影《八佰》，之所以不用“八百”，而用单人旁的“佰”。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唯一主角，是“人”，是在民族存亡关头，一个个“觉醒”的人。我想，在这“人”中，总是少不了他们——上海基督徒。他们的清醒和勇敢，全因《圣经》的教导。这群明知“自己永恒的家在天上，永恒的国是主基督的国”的人，却仍愿把生死最置之度外，牺牲自己救国救民、唤醒同胞。若问起他们如此行的缘由，无不因为那份真实的信仰，无不因为基督舍己的爱
整理人：恩典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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