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上海佘山教会李浦旻牧师

公元1858年，年轻的咸丰皇帝过得非常不开心。不但南方的长毛叛乱越闹越凶，而且自己倚为干城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年初突然被英国人捉到印度去了。刚刚结束的直隶谈判洋人提出的要求愈加过分（大沽口炮台已被攻陷），居然要求公使进驻北京，当面递交国书。虽然迫于形势，勉强答应签约了。但咸丰越想越懊悔，堂堂天朝皇帝，岂是蛮夷可以随便见面的，何况他们多半不肯下跪。朝廷的核心价值决不能遭到破坏。于是他指示谈判代表73岁的桂良，只要洋人同意废去不派公使驻京等有损天朝体面的条款，我们可以免除所有的进口关税。这可把老桂良吓得舌头都吐出来了，他根本不敢提醒面前的青年天子放弃的是什么（这才是国家根本利益），而且多年的洋务经验让他意识到洋人也不会为了这个超级大礼包而毁约。一个要依约进驻北京，一个死也不让，这就诱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实跟鸦片没什么关系，可以叫“毁约战争”）。清军始胜后败。

两年后英法使团与朝廷谈判于通州，仍然就皇帝是否亲自接见公使的问题辩论得非常激烈。怡亲王载垣奉咸丰密旨不顾外交礼仪拿下使团39人，希图就此要挟英法两国。这就重复了南宋贾似道扣押元使，导致元兵大举南下的前车之鉴。后来清军主力在八里桥被彻底击溃，才不得已释放人质。那时39人中只存活19人，另二十人均在三周之内被虐杀而亡。这才有了10月18日的火烧圆明园之举。

从天朝角度来看，维护朝廷体面与体制是根本，其他都是小事。曾任尚书、大学士的钦差大臣耆英就曾密奏道光帝说，您只管跟英夷签约，回头咱就不执行，真要有事，您就说是我私自签的，那我当替罪羊得了。可惜这些奏折后来英军占领两广总督衙门时被发现了，后来还特地拿到天津去质问耆英。堂堂大国，从上到下就没拿诚信二字当回事。虽然从道光到咸丰，父子二人每天都劝勉群臣要“激发天良”，大小臣工们也无一例外地感动地五体投地，愿意“肝脑涂地”。但实际上，一遇见大事难事，就到处是欺骗与谎言。只不过比谁水平更高罢了。对民间则用严刑酷法，使得人人自危，茶馆高挂“莫谈国事”而已。

奈何日光之下无新事。人们撇弃公义与诚信，讲究权谋与利益，有小聪明没大智慧。得逞则沾沾自喜，失手则恼羞成怒。比如不尊重知识版权，对承诺的事投机取巧，为利益不顾劳工健康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不同层面在不断地发生。

我们不得不说，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不是某一朝代的问题，也不是某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文化土壤出了问题。就像土壤如果被重金属污染了，用再清澈的井水来浇灌庄稼也是枉然。当升官发财变成民族的信仰后，权谋之术就被推崇，厚黑之学广为传播。翻阅史书，到处是为尊者讳，为长者讳。满眼都是春秋笔法，整卷都是奉旨而述。稍微敢直抒胸臆的不是被镇压，就是死后著作被销毁，甚至被抛尸扬灰。漫长的逆淘汰史，使我们民族的性格被扭曲：自卑与傲慢、天真与诡诈、大方与吝啬、勤劳与懒惰、胆怯与勇敢，像马蒂斯的油画般呈现在我们眼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圆明园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我们能吸引历史的教训，则稍有进步的可能。如果还是盲目自大排外，高举祖宗家法，眼睛就还是蒙蔽着的。占地五千余亩的三山五园也就白烧了。

欧美诸国，以前尚能讲诚信、守约定。无非是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又因为教会的见证作用，追求公义、怜悯、信实的风气才能普及一时。现在，因为人心经不起物质主义、娱乐主义的诱惑，导致教会荒凉，所以现在西方也是追求利益第一，喜欢权谋之术。

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基督徒需要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太24:13，路8:15）。就是世代越来越败坏，人心越来越刚硬，诱惑越来越多端，试探越来越激烈，我们怎么可以不保守自己的心呢？（箴4:23）

表面是政府与人民守不守诚信的问题，其实反映出我们文化的土壤需要被更换。是的，不是改良，而是更换一新。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是引进一套制度和相关法律；更不是期盼圣明天子降临，中兴盛世再现。而是通过祷告与传福音的方式，从身边的一个人一个人开始，让他们不但听到什么是福音，而且能亲眼看到福音的果子（比如忍耐、怜悯、诚实守信、喜乐、温柔等），从根本上改变人心。这其实就是在改变中国了。

是的，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才会被罪所诱惑。我们生在罪中，所以才会对罪如此熟悉。我们长在罪里，所以才会对罪恋恋不舍。如此，当天上的神圣之光---基督的福音照在你心里的时候，就请不要轻易拒绝。再温柔的你，也曾说过许多谎。这些假话的源泉在哪里？我们有思想过吗？圣经告诉我们，谎言的背后有一个灵，一个说谎言者的灵，就是魔鬼。（约8:44）。如果我们无法保证自己去世之前不再说谎，你又怎么知道自己能进天堂乐园呢？要知道，说谎言的人，必将遭受永远审判的痛苦。（启21:8）。唯有基督耶稣爱我们，能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重担与苦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