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走火入魔的境地

狭隘的爱国主义常常陷入走火入魔的境地。它还有第二个简单而明确的“凡是”逻辑：凡是属于中华的，都是好的，必须坚决拥护。

爱国之情往往使人过高地估计他生长于其中的文化的品质，家乡话听起来最好听，中餐的味道最棒，万里长城看上去最伟大，等等。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若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认为凡是中国的，就什么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就连咱中国人这人种，都是宇宙间最纯正的，这就多多少少带上了点邪气，因它使人心偏执。二战时的日本人相信，大和民族比世界上其它一切民族都优越，对那些落后的支那人怎么办呢？不愿意归顺的，就只好冷处理了：杀。更不必说德意志民族了，如果他们没有对“日耳曼人的优越”的强烈信念，希特勒无论煽多么大的风，也绝对点不起邪火来。

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有“华夷之辨”，这一分辨，辨的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在远古时期，中华文化与周边的某些文化相比，的确有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这是事实。问题是到了今天，若还认为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并且仅此一家，别无分店，举凡中国的文学、艺术、建筑、园林、哲学，历史、语言、甚至景色和美食，都完全优越于其它一切文化，对此，只有走火入魔才能解释。

那位乾隆大帝，就是这走火入魔的代表。1793年，这位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来信写了一篇著名的回信，信中说：“......天朝抚有似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创法。四万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教......华夷之辨甚严” 。如果一个人认为中华文化无所不有，无所不是，无所不善，无所不美，并且是至真，至善，至美，那么，他所尊崇的文化，就成了他心中的上帝。

五四运动是个界线， 在此之先，走火入魔的爱国主义，往往是走在文化里而入魔的；在此之后，往往是钻到政治里而走火的。前者打的是文化牌，其公式是：中华文化高于一切，为了延续其道统，必须排斥其他劣等文化；后者打的是政治牌，其公式是：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利益，个人应该牺牲一切。

问题是在没有异族侵略如日本侵略之类的情况下，祖国的利益并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的。因为在一国之中有许多的人，有许多的家，许多的阶层，许多的社会集团，还有许多的党派。就连一党之内，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也是党内有党的。那么，这祖国利益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是否对所有的国民都有益？即使都有益，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同等受益，得到了同等的好处？王逸舟指出：人们经常把“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混淆，“有时甚至被故意混用，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无一例外地都把重点放在国家身上，即：国家能够代表民族，国家利益体现了民族的最高利益。这要么反映了单质国家条件下孕育出的无知和偏见，要么反映了多元国家的当权者保持一统的愿望和宣传的后果” （注九）。问题很简单：由谁来规定民族利益，祖国利益？通过什么方式来规定民族利益和祖国利益？老百姓说的实在：还不是当官的说了算。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有种种的明证，大喊祖国利益的，往往是从一国之中受益最多的社会集团，并且，它们往往就是在该国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正因为如此，凡是动不动就说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又代表了祖国利益的，其代表性都是可疑的。而如果撕开了忠于祖国的美妙面纱，那么，实际上要求你的则是：忠于现存的政权。

祖国的利益是有的，它是民族独立，人民自由，是繁荣，是富强，是法治，是民主，是人权。而实现这一切，绝对不是把“祖国”放在神龛中崇拜记几下就可以达到的，也不是靠喊几个爱国口号就解决问题的。它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把祖国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它造成的后果，恰恰害的是生活在这一国土上的平民百姓。

把祖国当成高于一切的，必然导致一种扩大了的利己主义──爱国的利己主义。这个词是费尔巴哈提出来的，他说：“不仅有单数的或个别的利己主义，而且又有社会的利己主义，有家族的利己主义，有集团利己主义，有区域利己主义，有爱国利己主义”。费尔巴哈痛斥这种利己主义：“为自己发明出天堂，为别人却发明出地狱；为自己发明出唯物主义，为别人却发明出唯心主义；为自己发明出自由，为别人却发明出奴役；为自己发明出享受，为别人却发明出制欲。就是这利己主义，使政府把自己所犯的过错推到臣民身上，使父亲把自己所产生的罪恶归罪于孩子，使丈夫把自己应付的责任的软弱拿来责怪妻子，一般地，对自己一切都宽宏大量，无边无际地维护自己的‘我’，却要求别人不要有他们的‘我’，要求他们单靠空气生活，要求他们像天使一般地完善和非物质”

基督徒否认一切形式的爱国利己主义。即使在他真诚地爱着祖国的时候，即使在他为了祖国吃苦受难甚至舍命的时候，他也清楚地知道，祖国并不是高于一切的。不止是祖国，世上的一切，无论是财富、科学，还是民主、自由、人权，都不是高于一切的，只有上帝高于一切。

这不是说科学民主这些东西不好，它们是好的，但不是绝对的好，而是有缺陷的美好，因此，它们不可能是至高至善的。这是其一。其二，无论它们怎么好，它们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创造出来的好，而人是被上帝创造的。人若敬拜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却不敬拜创造人的创造者，这岂止是精神的颠倒？这是毁灭的开始！

因此，正因为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所以我不能把祖国的利益视为高于一切。套用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我要说：“我爱我的祖国，但我更爱上帝”。

6. 现代阿Q的疤拉

狭隘的爱国主义基于“两个凡是”的逻辑，又导出了另一种非理性心态，就是祖国是批评不得的。如果你说我们的祖国怎么怎么伟大，怎么怎么繁荣富强，在哪些哪些地方比外国（比如美国）好多了，这行。你小子有眼光，有骨气，爱国。但你若说祖国有什么病态，在科学技术上，在法治和政治制度上，在精神文化上有什么不足、落后，这就犯了大忌讳。你胡说！你小子是洋奴！汉奸！卖国贼！

这种非理性的态度，还有一个堂皇的理由，叫做儿不嫌母丑。这当然是顺着宋明理学的路子传下来的，由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变成天下无不是的祖国。

“天下无不是的祖国”，这是祖国偶像所塑造的金科玉律。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像泰戈尔这样的伟大爱国者问题才厌恶作为政治概念的民族（自然包括祖国），他说：“民族的概念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最强的麻醉剂。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可以实现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

由不嫌母丑，进而不承认母丑，或者索性鼓励她更丑，这就是祖国偶像要人们吞下的麻醉剂。

问题是这样，如果母丑是事实，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基督教认为，不仅人皆有罪，而且凡是人所创之物也都打上了罪的烙印。祖国也是如此。“母丑”，实际上往往正是罪之所在。因此，基督徒固然爱国，但他却绝对不会无条件地爱祖国的一切，他不能爱祖国中那不是从上帝而来的东西，他们不能爱邪恶，不能爱暴行，不能爱专制，不能爱愚昧。说到底，基督徒不能爱罪，不论这罪是属于我们祖国的，还是他们外国的。

基督徒不仅不能爱那一切的罪恶，而且他要实事求是地说，这些的确是罪恶。正是基督教信仰中的这一点实事求是，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笔者就时常遇到这种状况，你若是从信仰出发，对大陆的现状有所批评，有人就说你不爱国，尽管他们平时对那些现象深恶痛绝！

有趣的是，当我们在海外的大陆人听台湾人说大陆哪些地方不好时，心里就很气，那态度大概也是阿Q似的，大陆，那也是你配说得的？而当我们这些人回国探亲时，若我们说国内什么地方不好，国内的人听了就跟我们急，那态度和我们对台湾人的态度，一模一样。

由此想到了“爱国贼”一词。这个词不是我的发明，是我在网上看来的，出自大导演姜文之口。姜在谈到他拍的那部影片《鬼子来了》时说：“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

姜所谓的“爱国贼”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不大清楚。但有一点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若拒绝对自己祖国的任何批评，那么，他的“爱国之心”与“贼心”可能就相距不远了。“爱国之心”之所以能变成为“贼心”，就是因为它“护短”，不承认自己的祖国存在着丑恶之处，千方百计地为祖国中的丑恶辩护，阻碍着祖国在自我否定中不断地实现自我更新。这样，它就偷窃了祖国的良心，扼杀了祖国的良知，成为祸国殃民的工具。

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爱国者，由于他们揭露、批判了祖国之内的“丑态”（罪恶），就背上了“卖国贼”的恶名。远的不必说了，现代的，彭德怀将军就是一个明证。他就因太爱这个祖国，说了大实话，所以死后多年，身上还背着“里通外国”的罪名！笔者还想到一些基督徒，尽管他们身上背着“帝国主义走狗”、“帮凶”等等的罪名，但他们就是被关在祖国的牢房中的时候，还默默地为祖国祷告。

祖国是不允许批评的，贯彻这种逻辑的是什么人呢？这不由得我想起了约翰逊的一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 。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德国大文豪歌德竟然说：煽动爱国情绪，只有“在最低等的文化之中，才有最强和最暴力的效应” 。但歌德的话并不全面，因为即使在那些最高等的文化如德国文化中，煽动爱国情绪，也可以造成“最强和最暴力的效应”。其秘密正如希特勒所说的那样：“鼓吹民族主义的功效，其实是操纵公众的注意力，使之对准一个共同敌人”

 善良的爱国者们，警惕啊！当你拒绝人们对祖国的批评时，你可能正在帮一些拒绝批评的人的大忙，当这些人 拒绝批评时，他们不是为了维护祖国的利益，而是要保护手中的权力！

7. 异乡人的心里话

几年前我刚信主时，由马克思、恩格斯的那句名言：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突然想到了一个怪问题：基督徒有祖国吗？想来想去，我不得不承认：从终极归属的意义上来说，基督徒是没有祖国的。

基督徒的国是天国。他属于基督而且只属于基督。他所有的一切都不属于自己，连他自己也不属于自己，因为他是属于主的。

世界上一切的“有”，包括我“有”祖国的“有”，都会归于消亡。因此，它们都是暂时的“有”，不具有永恒性，从而，不得称为真正的“有”。真正的有是与永恒相联系的，是在永恒中的“有”，换言之，它是永远不会失去的。

因此，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基督徒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异乡人，是客旅”。不错，他们有祖国、有故乡，有家庭，有父老乡亲，但这些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最后的家园。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更美的家，她不在地上，在天上。那是上帝亲手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家园，这上帝之城美好无比。

但在现实中，人是有祖国的，基督徒也不例外。比如，我生而为中国人，黑头发，黄皮肤，说东北话，这一切，都不可改变。哪怕看上黄石公园千百遍，我心中最美的山还是黄山，虽然我至今还没有看到它；无论读了多少英美文学的名著，但我欣赏的，始终是唐诗宋词，不必说孔孟老庄，不必说鲁菜粤菜，不必说长城，不必说故宫，不必说碑林，数不清的不必说一声声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一切，不可改变。即使有一天，病亡异国，老死他乡，那魂所认定的“故里”，依然是中国。

对今日之我来说，祖国不是一个名字，不是一个符号，也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乡情、乡音，是父老乡亲，是老师，是同学，同事，同窗好友；是西山摘下的那片红叶，是黄河出龙羊峡前看到的那一湾静水，是五台山的晨曦中听到的木鱼声声；祖国，是我翻了一遍又一遍的红楼梦，是我漫步中追思志士仁人的天安门广场，是那个开始了我思想解放的三中全会。说不尽的祖国，这里，有我童年走过的乡间小路，有我年轻时的火热理想和理想的破灭，还有我中年时的奋斗和奋斗后的无奈。即使我有不满、不平、怨恨，即使我有时想忘记，但我忘记不了我的祖国。那实实在在的祖国，那养我育我的一方水土，我对她一往情深。

中国，我的祖国，我的故乡。既然上帝让我生而为中国人，既然上帝让我在神州大地上长大，既然上帝让中文成为我的母语，这其中必有他的美好计划，我欣然接受。

不需要什么豪言壮语，爱你的“邻居”，这是上帝对我的命令。我的“邻居”是谁呢？他们不正是我的骨肉同胞吗？我居住在哪里有何妨，他们居住在哪里又有何妨？把我和祖国连在一起的，是爱，这爱自天而降。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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