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10次生命，我将全部献给中国（附音频）

文章来源|善商整编

导语

魏特琳，美国基督会在华传教士，南京大屠杀见证者。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奋勇救助难民的举动，赢得了南京市民和中国人民的爱戴。她对中国那份牺牲的爱，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正文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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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的南京大屠杀，是一段中国人没齿难忘的悲惨历史。日本军队在南京烧杀、抢掠、奸淫，整座城市沦为人间地狱。在这危难时刻，竟有27名西方人留守在南京，其中一位是来自美国的传教士明妮·魏特琳（Wilhelmina“Minnie”Vautrin，1886–1941）。她不顾自身安危，全心全力收容了一万多名妇女儿童幸免于难，成为南京民众心目中的女英雄。她所留下的日记手稿，忠实记录了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暴行，成为这场惨绝人寰大屠杀最有力的历史见证。

魏特琳1886年9月27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州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她从小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向往长大后成为老师。

魏特琳17岁信主。她受慕迪一句说话的影响：“要在这一个世代把福音传遍天下！”

1912年魏特琳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魏特琳怀着满腔热情和使命感，1912年的秋天受美国基督会差会的派遣，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

当时中国社会仍停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阶段，女子教育尚在沉睡之中。魏特琳见到的中国民众普遍穷苦，而大多数的妇女都不识字。魏特琳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在安徽庐州府（今合肥）创办了三育女子中学。

在她的精心管理下，“校务蒸蒸日上，成绩卓越，备受外界赞扬推崇”。兢兢业业六年时光，魏特琳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更播下了矢志推广中国女子教育的种子，也为后期效力金女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期间，魏特琳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华群”，意为“融入华人群众中，为中华群众服务”。正如她名字中的寓意一样，自踏上中国的那一刻起，魏特琳的命运就与中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16年金陵女子大学在南京成立。1918年，来华6年的魏特琳第一次获得回美休假的机会，并打算在此期间与未婚夫正式走进婚姻殿堂。正在这人生的关键时期，魏特琳收到了一封来自金女大的邀请书。

在这两难的抉择面前，魏特琳经过几番思考，决定将婚期延后，毅然接受金女大的聘请。不久婚约宣告解除。此后，在金女大的22年时光中，魏特琳一心教育、情系校园、终身未嫁。

1919年9月，魏特琳正式受聘为金女大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19年至1922年校长德本康夫人（Matilda Thurston）回美国募捐期间，她担任代理校长。

初入金女大，魏特琳便凭藉过硬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很快融入了新的教学环境中，并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系列科学有效的改革措施。

在金女大期间，魏特琳开创了师范教育课程和教学实习，为培养中学教育人才奠定了基础。此外，她经常走访邻里，发现附近有100多名儿童因为贫困而失学，于是她又募款开办小学，免费招收这些孩子。魏特琳对教育的热诚以及悲天悯人的心肠，对金女大的学生是最好的榜样；就像该校的校训“厚生”一样，她时常鼓励学生不要只顾自己的需要，而是要用一己之力造福人群、回馈社会，活出“丰盛的生命”。

1928年北伐战争后，举国上下掀起了收回教育权的浪潮，国民政府要求教会学校校长及校董事会董事长都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大量外籍教员纷纷离开，时任金女大校长德本康夫人也自行辞职，由金女大的首届优秀毕业生吴贻芳任新校长，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1930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更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魏特琳在回国的浪潮中坚定地选择了留下，并与吴贻芳校长默契搭档、并肩作战，成功地稳住了金女大的运行与发展。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職員合影攝于1932年至1934年間。前排左一為魏特琳女士，左七為吳貽芳校長。

2020年，南京民间收藏家陈西民和他的女儿陈一华惊喜地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他们在收藏的藏品中发现了魏特琳亲笔签名的单据。一张是1930年9月10日的财务报销凭证，用于支付金女大附属实验中学一名任课教师的课时费，一共56小时，共计12美元。签名处能看到“Minnie Vautrin”的字样。另一张是1930年9月18日，3套政府课程指导书，一共2.25美元，落款处也有同款签名。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有鉴于情势日趋紧张，魏特琳从1937年开始写日记，不论当天工作多繁忙、身心多疲累，甚至还时常躲空袭而被打断，她仍坚持不懈地记录。从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的日记中，她详细记载了在日本占领下南京的情形，并每月定期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

当时在美国的好友认为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它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The Classmate)上发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在整理传教士档案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原稿。

90年代初，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鉴于魏特琳日记具有极高的档案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历史档案学者研究使用。女作家张纯如在写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期间，曾来该特别馆藏室查阅，张纯如也成为让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公诸于世的重要人物。在中国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时，魏特琳日记第一次有了汉文译本。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魏特琳原准备享有回国一年的休假。当她得知战争的消息，立刻取消回美国的计划，着手进行保护金女大及师生的各项预备工作。

当时美国大使馆要求美国公民撤离南京，魏特琳拒绝离开。她在日记里写道：“我认为我不能走……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他们的孩子一样。”

当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滞留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公民并发出警告“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的时候，魏特琳的回答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她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文件证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日本军队攻占南京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部分教职员先后撤往四川成都，借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继续开办，魏特琳则留在南京照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自愿与该学院教职员组成留守委员会，任代理院长。

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沦陷，日军分三路扑向南京。在所经之处奸淫、虏掠、烧杀无恶不作。12月5日，日军未经激烈战斗，就进驻南京各要镇。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安全计，明令：“接近战区各大学另筹开学办法。”

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处南京市中心，吴贻芳校长和她的同事们经过商议决定：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校本部保护校产，救济难民。留校教职工组成驻校维持委员会，推美籍教授华群女士为主任。

其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绝大多数已逃离，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国人挺身而出，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1937年12月初各国大使馆下了最后撤离的通告，魏特琳不忍丢下校内的妇孺，和德国商人拉贝（John Rabe）等其他20几位外国人不顾大使馆再三劝告自愿留下来，随后成立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Nanking Safety Zone），将金女大和美国大使馆等附近区域规划为“战时安全区”。

这个安全区在南至新街口，北至山西路，东至中山路，西至西康路的大概范围内。这片区域主要包括了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25处难民收容所。见下图。

他们要求中日双方政府将这个安全区视为中立地带，进入安全区的百姓可以得到庇护。安全区设立后，魏特琳成为金女大实际的负责人。她以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囤积运送粮食，并缝制了一面约8.3米长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的草坪上，以防日本飞机轰炸。同时她也在金女大做好万全准备，决定优先接纳妇女、儿童和伤兵。

1937年12月第二个星期，日军攻入南京大肆屠杀，一批又一批惊恐万分的妇女孩童涌入金女大。魏特琳和她的工作人员每日必须面对日本士兵不间断的骚扰，以及数以千计难民的粮食所需；在极度压力和危险之下，她仍然鼓励、安慰中国人，要他们抱持信心与盼望。

留守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魏特琳，每天疲于奔命接待逃避日军的中国妇孺，使这个本来只计划收容二三百人居住的校园，也挤满了一万多个妇孺。她除要照顾她们日常的饮食，也要奋力与校外企图强进校园掳走妇女做慰安妇的日军对抗、议论。

在她12月15日的日记里写着：“除了中午吃饭之外，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涌入校园。许多妇女神情惶恐，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我想，今夜校园一定进来了3000多人……昨天和今天，日本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抢劫、摧毁学校、杀害市民、强奸妇女。”

12月19日夜，日军设计分散魏特琳的注意力，说校园另一边发生了事，当魏特琳前往查看，却忽然听见中国妇女的尖叫声，转头赶回来看时，只见日军已从校园大闸一边掳走部分妇女。妇女惊慌的哭叫声与苦苦的挣扎，在在都教魏特琳震撼不已，在日记写着说：“主啊，求祢今夜制止日军的禽兽行为……”

12月21日的日记里写着：“你们曾在南京住过的人，永远也想象不出面前的街道是什么样子，那是我所看到最悲惨的景象。公共汽车、小汽车翻倒在街上，东一具、西一具地躺着脸已发黑的尸体，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军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烧毁……今晚校园里一定有六千或七千（也许是九千到一万）难民。由我们这几个人管理，简直累坏了。我们不知道在高度紧张下自己还能支撑多久。”

这段期间，魏特琳日夜操劳，不住的守在校门口驱赶企图闯入寻找妇女的日本兵。除了处理数千人的生活所需，她还得帮忙难民营里的妇女寻找凶多吉少的丈夫和儿子。大多数夜晚她都和衣而睡，以便立刻处理突发状况。有些日本兵对于魏特琳的存在非常反感，对峙时恼羞成怒地扇她耳光，甚至拿着沾了血的刺刀威胁要她让步，然而魏特琳勇敢坚定地拒绝，如同“守护神”一般保护着金女大里面的妇孺。

有一次，魏特琳看见一个小男孩戴着日本国旗的臂章，来给躲在校园的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你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你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帮那个小男孩把臂章取下。

魏特琳March 17, 1938摄下的被日本人炸毁的南京市城南。耶鲁大学图书馆资料。

在这段惨淡、黑暗的日子里，魏特琳几乎每日都在金女大组织祷告会或崇拜，教这些避难的妇女儿童读经、唱诗，安慰他们受创的心灵，帮助他们在苦难中寻找盼望。

然而，长期处在高度密集、紧张的工作压力下，魏特琳病倒了。在她日记的最后一页，1940年4月14日（星期日）她写道：“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

“大屠杀的日子，一具具烧焦的尸体述说了一个个悲剧”，使魏特琳无法忘怀。恐怖的日子过后，魏特琳身心崩溃，患了严重神经衰弱，在多方劝说下，1940年5月不得不回美国休养。

抵达美国家园后，她仍无法忘怀遭日军掳走施暴及杀害的妇孺，不愿出席教会及邻舍设的欢迎会；家人欲探望她，也遭拒绝。

“我正努力恢复”，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写信告诉她的朋友说，“……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别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

带着极度疲惫的心身，对日军残暴的行径的极度愤恨，以及同事不理解的悲伤，魏特琳选择了离世而去。

1941年5月14日，距她离开南京一周年那天，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独居的寓所，55岁的魏特琳打开煤气开关，中毒而死。她的枕边放着一张她和避难儿童的照片，上面沾满了泪水。

但她对中国人民的爱永远留在了人间，特别是留在了南京人民的心里。

在她自杀前不久的日记上，她这样写着：“Had I ten perfect lives, I would give them all to China.”（如果有十次生命，我将把它们全部奉献给中国）

魏特琳的去世，是一名英雄之死，她也是一名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她为了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最终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正如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宣布魏特琳死讯时说的那样，“我们认为，像在战场上倒下去的士兵一样，魏特琳女士也是在战争中牺牲的。”

位于美国密西根州雪柏德镇郊的魏特琳女士墓地，墓碑上镌刻着四个醒目的中文大字：金陵永生。

”永生金陵”

( Eternally live in the heart of Jinling)

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奋勇救助难民的举动，赢得了南京市民和中国人民的爱戴。她对中国那份牺牲的爱，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1941年6月，魏特琳去世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国民政府曾明令褒扬。基于魏特琳女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成千上万中国妇女儿童的壮举，当时吴贻芳校长曾在校内多次举办活动纪念她。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授予魏特琳外侨的最高荣誉——三色襟绶採玉勋章。

为了纪念魏特琳，1999年，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提出了在校园内建立魏特琳的塑像，这个提议最终在2001年得到批准，2002年12月12日，在如今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前方，绿茵当中，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子面容安详，微笑注视着来往的人们。

2002年后，南京人会在12月13日前后到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的魏特琳纪念碑前缅怀这位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以及后来的日子拯救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美国人。

|约翰福音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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