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上帝的帮助，您已经做了一件大事，是中国所有的帝王、官吏、祭司、文人与人民所永不能达到、毁灭及终止的，而且必会扫荡他们的庙宇，毁坏他们的偶像，改变他们的生命及拯救许多人的灵魂……亲爱的朋友啊！切勿灰心失意啊！……愿上帝的臂膀呵护您。”

——1822年，同工米怜去世前给马礼逊的信

“我们是何许人也？要去说服国家的君王，企图去解放异教徒的捆绑呢？我们没有获得国王的授权，没有外交家的辞令，不是雄辩家。我们只是普通的人，靠着上帝的存在，像摩西那样，凡上帝所吩咐的就去做了。我们虽然没有摩西的神杖，但我们有圣经，有上帝和我们同在，遵照祂的吩咐，进入异教徒中间去，将福音传给众人听。这就是我们前往异教国家去的宗旨和希望。你们可以看出，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膀臂，而是依靠活的上帝。”

——1826年，在霍克斯顿神学院母校大会堂，马礼逊演讲

远方，英国北部诺森伯兰的一座教堂里，传出浑厚低沉的歌声：

透过马其顿午夜的黑暗，

无数的人齐声哭喊。

在庄严的祈祷中，

可怕的绝望之缄默意味深长。

灵魂苦涩的呼号，

从远方传来，帮帮我们，否则我们死亡！

1782年1月5日，马礼逊出生在英国北部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的一个俭朴农家。诺森伯兰位处罗马旧址，是个英雄辈出的地方。父亲雅各·马礼逊后来到纽卡素（Newcastle），改行以制鞋胚为业，并在纽开斯尔教堂担任多年长老。马礼逊是八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成长在虔诚基督徒之家，从小就养成勤奋不息、坚韧不拔的个性。

幼年的马礼逊与后来以发明蒸汽机而出名的施蒂芬孙是好朋友。马礼逊有极强的记忆力，12岁就能背诵诗篇第119篇。早年当过父亲的学徒、工匠，也曾加入一个旅行剧团。15岁时，马礼逊脱离了无神放荡的朋友，曾向上帝痛哭大呼，经历生命的更新和变化，在默想和祷告中“饱尝年轻的美善和受拥戴的恩爱”。马礼逊从小就勤学苦读，是一个决心坚定、立志真诚的人。他做工时随身带着圣经和书籍，甚至将床搬到工场大门口，以便开工前能读一个小时，这个地方后来被命名为“马礼逊场”。

早在17岁，因读到《海外传教杂志》（The Evangelical Magazine）大受感动，马礼逊开始对传教事业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接受语言、医学、天文、数学、神学等方面的教育。

母亲去世后，马礼逊决定献身传教。在21岁生日的第二天，到伦敦鹤士顿学院接受神学训练，并在伦敦播道会统筹下常到郊外村落传道。

当父亲病重，家人劝他放弃神学院，回家继承父业时，他说：“我不想要回去，我已手扶着犁在耕耘，不会再回头看了。”

1804年5月27日，他向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申请成为外国传教士，很快得到了批准。22岁的马礼逊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父亲啊！我既已经舍弃自己为主的仆人，我就应当热诚从事任何工作——甚至最危险的亦不畏避。希望你能同意我这句话吧……我不怕什么，只怕我对主叛变的心而已。”

马礼逊随即被送到高士坡传教学院接受专门训练，由该院院长蒲固博士（Bogue）亲自指导。

马克尼牧师在《从中国传来的声音》中回忆他的同学马礼逊，“当时在校内，没有哪个同学能够比得上马礼逊所表现的三项最伟大的道德品质，那就是：对上帝最炽热的虔诚、坚持不懈的勤奋精神和对各项事情献上最大的热情。”

另一个同学回忆说，“在学院时，他是一个杰出的人，读书比其他人勤奋，态度严肃，近乎忧郁，时作玄想遐思，但显然是在沉思一个大目标，越趋近它，越觉得这目标伟大和庄严。”

当时，马礼逊的传教目标是非洲或亚洲。

有一天，马礼逊的牧师朋友，极力推崇将福音传到中国的莫士理博士，在路上遇见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国人。据他所记，“我不能任他走，我的心充满了中国啊！”他情不自禁，立刻上前与他攀谈，最终邀请他一同用膳。此人就是在伦敦，后来在中国教马礼逊学中文的荣三德。有人说他是第一位中国留美学生容闳博士的祖先。

马礼逊希望他的同学克罗尼与他一同前往中国，他写信给克罗尼，“试想想：中国有三亿五千万灵魂无法认识耶稣基督为救主……弟兄啊！这项使命是艰巨的，我请求你认真计算其代价……如果我们两人能同赴中国，我们必须首先宣判自己的死刑，不要信任我们自己，而是完完全全地相信并依靠我们的活的上帝。”

因为找不到伴侣相随，马礼逊只好独自前往中国。又因为东印度公司拒绝任何传教士乘他们的船只到印度或中国，马礼逊不得不先取道美国，再转乘中立国船只前往广州。

1807年1月2日，他在离开英国前的日记上写道：“上帝啊，求你接受与我同在，今生今世一直带领我。愿全能的上帝的恩惠跟随着我，愿天使一直在我前面带路。我盼望我能永远依附在上帝的臂膀里，因为没有任何人能把我扶起。”

1807年1月8日，刚满25岁的马礼逊与前往印度传教的两位传教士一同被按立为牧师。他在当天的日记中祈祷：“求主使我能舍弃一切，背上我的十字架，全心全意跟随耶稣基督。”

告别的时候到了。1月28日，马礼逊在格雷夫等船时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今天上午是我最难过的一次，与我伦敦的亲爱的朋友们告别……只有我一个人，将独自前往。啊！但愿我不是一个人，上帝慈爱之手会搀扶着我，天使会出现在我的前面……我问我自己，要离开朋友们和我的国家的目的是什么？……要代表荣耀的上帝，前往中国拯救可怜的罪人，这是我向上帝许的愿，也是我向我年迈的父亲和兄姐们许的愿。”

马礼逊于1807年1月31日终于在盖里港乘“汇款号”启航，前往美国。

临行前，伦敦会给马礼逊授权书，指示他根据智、灵及见识，随机应变处理一切。书中说，我们有必要完全授权给你，可凭你的机智和判断，在各种环境中方便行事。

年轻的马礼逊只身孤影，离乡背井，前往异国他乡，前途可畏，不禁悲从中来，痛哭不已。

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马礼逊写道：“我离开了亲爱的家人、朋友和祖国，从这里出发去从事一项巨大的工作，我对此在思想上感到无所依托。于是我读圣经和仰望上帝以寻求支持。昨晚我哭得很厉害。我更加觉得我所要去做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当我在船舱里散步时，我的心突然喊出，啊，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你就是我的力量和我的支柱！啊，上帝，我的救主，求你与我同行！”

风雪交加，浪高如山，船锚断了，帆也裂开，船在海上漂泊。马礼逊带领同行者朗诵诗篇107篇。“……祂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祂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祂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4月12日，在海上109日后，“汇款号”终于在纽约抛锚。

马礼逊在美国居留了三周，等候由美国转航去中国。

在纽约的第一晚，马礼逊住在一位朋友家。友人的小女儿清晨睡醒时跟平常一样，与母亲说话，突然见有陌生人卧在父母的大床上而不见父母，便大吃一惊。但她目不转睛地注视那位陌生人，问道：“先生！你向上帝祈祷吗？”马礼逊即刻答道，“是啊，亲爱的小姑娘，我天天祈祷。上帝是我的好朋友呀。”

启程去中国前，马礼逊的朋友陪他到船主的会计室办理出国手续。朋友事后记载，我总不能忘记那商人调侃马礼逊的面孔、言语与神态，实在表现出可怜他是个错用热心的人，而心中却不能不佩服其克己、忠诚、勇敢与进取精神。待各种事物上的手续办妥之后，那个讨厌的人由办公桌转转头来冷笑着对马礼逊先生说：“好吧，马礼逊先生，你真的期望能够使中华大帝国改变崇拜偶像的观念吗？”马礼逊以非同一般的坚定信仰答道：“先生，我不能够，但我认为上帝必定能够。”

《纽约观察报》记者西格麦先生在“马礼逊博士访美纪事”一文中作了报道，我对马礼逊的印象是……他外表风度翩翩，有着一种自然的坚定和高贵气质。他的举止文雅、严肃、富有思想，有虔敬和献身的精神……马礼逊话不多，也不激动，他像屹立在码头的一尊庄严的雕像，看来他脑中充满思考，只是无法全盘托出。他心中唯一所想的事是与上帝在一起，对他周围送行的人视若无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马礼逊对华传教的辉煌前景被一位美国政治家预见到了，这就是杰斐逊政府任国务卿的詹姆斯·麦迪逊。麦迪逊写信给美国驻广州领事卡林顿，令其协助马礼逊使他得以实现中国之行。到广州后，马礼逊不仅受到卡林顿接见，而且被介绍到美国商馆隐居。

在开抵广州之前三天，马礼逊先到了澳门。在澳门，他遇见了上帝派来的天使，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员史丹顿爵士（George  Staunton）。史丹顿成为他终生的朋友，屡次在危难中给了他巨大的帮助。

1807年9月7日，马礼逊乘坐的美国货船“三叉戟号”，经过113天的风浪，进入广州。此时，正是清朝嘉庆12年。

马礼逊的双脚终于触摸到沙勿略和范礼安当年无法登临的巨石，实行主耶稣最后的命令：“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马礼逊是第一个到中国的更正教传教士，他说：“我立定宗旨，将自己献给中国人。”

明末清初，当天主教努力在华开展传教工作时，更正教也曾注意到这个东方大国。据说17世纪中叶，英国贵格会的创始人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曾经叹息道：“唉！能不能唤起几位热心的信徒，把真理宣布到中国去？”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在1661年有三位教友，名叫施丹白（John Stubbs），考司曲路（ Richard Costroppe），福尔（ Henry F. Fell），他们很勇敢地开始到中国传教，经过了不少困难。”

1801年，伦敦传道会曾讨论派送传教士到中国，却没有办法进行，因为中国政府自“中国礼仪之争”后不与外夷往来，屡次颁布防范外夷章程实行海禁；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东方贸易，该公司从商业利益出发，严禁下属船只载传教士前往印度和中国传教。

马礼逊来华时，正是乾隆盛世，中国完全闭关自守，唯一的通商口岸是广州，只有商人才经东印度公司，以澳门为据点，在交易季节，短暂进入广州，且只可住在商馆之内，不得任意出入。其时，澳门已被奉行天主教的葡萄牙人占领管理，对基督教士一律禁止拒绝。

在广州，外国人只限于城外珠江北岸一片小地方，称“十三行”，飘着英、美、荷兰三国的国旗，对外国人限制重重，不准窝藏妇女和军火、不准雇佣中国仆人、不准学中文、不准乘轿、不准进城、不准带家眷到广州等等，诸多不便。

马礼逊对广州的第一印象，上帝慈爱之手终于带领我到达指派要我工作的地方。我是在昨夜8时到达广州的。那集结在岸边的多艘货船的喧闹声，河上数百艘民船来往穿梭时有上千船民大喊大叫声，都令我情绪极度亢奋……千万块小木片像火柴那样在他们的船头闪闪发光，向他们的神明表示着崇敬。我对自己说：“这许许多多无知的，但是精明的、堂堂的中国人，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呢？”

马礼逊曾经说过：“中国人有许多是文化高优，学问丰富的，不但不亚于我们，反而比我们更优胜。”

在与清朝官员接触的过程中，他观察到，中国官员们极其傲慢、专横和喧嚷，他们有时三四人同时讲话，声音之大，像是在骂大街。缺乏忠诚是他们的主要特征，由此产生互不信任、低级的狡诈和欺骗行为。他悲痛地发现，中国虽然拥有自己的文明，但中国人普遍的特性却充满妒忌、欺诈和撒谎。他们心中充满了自私、吝惜、精明、冷酷、形而上的无情。

他自问：“中国人对欧洲究竟需要的是什么呢？他们不需要欧洲文学作品，不需要一般性的教育，也不需要欧洲某些慈善家唠唠叨叨鼓吹的文明。中国需要的乃是耶稣基督的知识……不管中国人拥有怎样丰富的文学艺术，他们仍然是昏头昏脑的偶像崇拜者。他们是在崇拜受造之物，不是在崇拜造物主。他们憎恨真神上帝，心中充满不义、邪恶和对偶像的执迷。”

儒家传统熔铸而成的中国，儒家思想自汉以来即成为思想主流，根深蒂固，历代以来任何外来文化鲜有能挡。马礼逊在华27年，只得极少数志同道合者，除落地考生洪秀全外，似乎一无作用。

他明白，只有神的话语能够凿开这块巨石，为这个古老的文明注入新的生命。他的使命是将神的话语播撒在中国人心中。首先，将圣经翻译成中文，这就是伦敦会给他的任务。

马礼逊到中国后就开始穿汉衣，吃中餐，蓄长辫，留指甲，学中文。米怜的《开首十年之间回忆》中描写道：“最初他吃中国饭菜，与他的中文教师一同用膳。他的生活异常简朴。晚上所用的只是一盏瓦制的油灯。他留长指甲，一如中国人。他脑后垂辫，进食用筷子。他穿上中国式的长袍和厚底鞋，在洋行街道上行走。”

他终于聘请了两位教师，都是天主教徒，一位是本地人，秀才出身，另一位教授官话的山西人。当时，满清严惩华人教授外人中文，违者处以极刑。中文教师甚至带着毒药，以备自杀，免受酷刑。

马礼逊叹息说：“这些精明的中国人真是荒谬绝伦、毫无理性，竟以外国人学习他们的语文和购藏他们的书籍为大罪。”

他居住在仓库，平常是寄存货物的地方，等于欧洲人住宅的地窖。他给伦敦会的书信中说：“古时上帝的仆人在幽暗牢狱中的种种工作，照亮了后代。我希望我在幽闭禁锢中的工作，对于传播上帝的真理，给中国数以亿计的人会有效用。一想到这里，心中就快乐了。”

马礼逊称中文为“这世界上最难的文字”。米怜以幽默的口吻说：“人要说会中文，身体需铜造，肺腑需铁制，檞木为头，钢簧为手，有鹰的眼，使徒的心，玛土撒拉的长寿。”（圣经记载活到969岁的最长寿之人）

1815年马礼逊编辑的《华英字典》第一卷出版。1823年《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出版，为中国历史上出版的第一部中英大字典，共6册，5千页，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按部首排列的中文《字典》，第二部分是按声韵排列的《五车韵府》，第三部分为英文字母排列的英汉字典。同时，他还印行出版了《中文文法》与其他多种小书。

马礼逊日记记录了编辑过程的艰难：“这是一项非常吃力和费时的工程。我心里空虚，思想贫乏。我的天父上帝啊，求你支持我，不要把圣灵从我处取走，神圣的救主，求你不要让我的心灵与生命离开你。”

马礼逊十分克己节约，可是对于一切有助于完成任务的物品，会不惜金钱来购置。很快，他的图书馆就有四五百本书了，都是有关语文、宗教、哲学、医药、法律及历史的书籍。不久他藏书的数目增至1219册。

他印刷的书籍被广东总督没收，白蚁又蛀蚀了寄存在当地人家的大半印刷品，真是骚扰不断。

马礼逊“以决死之心，不信靠自己，只信靠永生的上帝”投入翻译圣经，这是一桩前人未能成就的伟大事业。

据考证，早在唐代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圣经部分经文就曾传入中国，但其译本早已失传。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们虽然在中国传教长达一个多世纪，但并未翻译一部完整的圣经。

早在马礼逊来华前，热心中国事工的莫士理牧师（William Moseley）发现大英博物馆里的一份中国圣经文稿，原题为Quartuor Evangelia Sinice，即《中文四福音》，是早在1737年有人在广州抄得并赠与皇家学会会长史隆爵士（Hans Sloane, Royal Society）的稿件，包括四卷福音书、使徒行传及保罗书信的中文译本。马礼逊到中国之前抄录了这些文稿。

1810年，马礼逊来华第三个年头，译成中文版《使徒行传》，印行1000册。

1812年，马礼逊《新约》出版前一年，刑部曾奉上谕颁布一道命令：“自此以后，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

丁道尔 （Tyndale），英国早期因翻译圣经而被害者，被绑在石柱上，快要死时，曾高声大呼：主啊！张开英皇的眼睛吧！……他的祈祷已经达于上天，一一得到应允了。如今让我们以热情作同样的恳求，使中国的皇帝张开眼睛吧。”（马礼逊 1815年11月25日信）

1819年11月25日，马礼逊和米怜报告完成了全部圣经译本，这是12年零3个月辛苦工作的成果。1923年《新旧约全书》出版，取名《神天圣书》。从此，基督教教义才开始完整地在中国流传。

“为了完成这个大任务，我不仅长期工作及谢绝社交，保持耐心、毅力、镇静及不偏颇的判断……惟希望以正确的思想，恭敬的态度，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以免误传上帝的圣言……希望……可以使一个较为快乐的时代快些在这些地方出现。”

1824年，马礼逊亲自于圣书公会年会献上，并阐明自己所持守的原则：翻译圣经当用浅白及容易文字为至高原则。他说：“不管人家怎样诽谤，他在主前凭着良心，已尽力为之，心安意得。”

几乎与马礼逊同时，在印度锡兰浦，教士马士曼翻译的中文《圣经》在1822年用活字木刻印刷。

在马礼逊译文基础上，1840年出版“郭实腊译本”，1854年“委办译本”， 1857年以南京官话为基础的白话文译本，1862年裨治文和克陛存翻译的浅文理《圣经》，1889年杨格非译成官话《圣经》，陆续出现苗文、蒙文、满文、西藏文和盲人用的凸字圣经。

1840年以前，传教士雇佣华人秘密分发圣经。据裨治文言，从1819-1932年，可能有一万二千册或一万五千册已经印刷和广泛分发。在1840年以前，在中国分发的圣经和布道书估计约两万册。种子已播下，星火已燎原，上帝的祝福终于临到了中国。

自1807年入华宣教后，马礼逊面对绝对的孤独与深沉的寂寞，既不被中国人所接受，也得不到西方人士的支持，宣教生涯倍增艰困。为求能在澳门居住，马礼逊几经挣扎，只好加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受聘为翻译员。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25年期间，马礼逊一面担任翻译，一面传道，矛盾挣扎，遭人误会攻击，其痛苦孤寂可以想见。然而，他却忠于呼召，善用恩赐，坚持到底。在他27年在华宣教生涯中，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工作。浇灌光荣成果的，是孤独痛苦的眼泪。

最令他精神痛苦的是收不到祖国的来信。自他到了广州后四个多月，一封信也收不到。再过八个月后，他致友人的信说，“昨日收到你的来信，欣慰无比。我迄今曾发出书札不下二百封，但所收到的这是第二封。”

“我竟成为一个离群索居伶仃孤苦的人了……过了一星期又一星期，我的食物餐餐一律——牛腩煲藕，用筷子吃……每天写作由早晨九时至入夜九、十时。”（日记）

因为省吃俭用、勤奋苦读，马礼逊的健康出了问题，不仅头痛加剧，全身无力，甚至连在房间里走动都没有力气。在皮尔逊医生建议下，马礼逊到澳门修养。可是，他没有一刻忘记自己背井离乡的使命，度假期间，他仍带着中国助手，每天投入《华英字典》的编辑工作。

1808年11月9日，一个爱尔兰年轻人威廉来敲马礼逊住处的门，帮他父亲莫顿（Morton）医生送来友人自印度写给他的信。从此马礼逊与莫顿一家亲密往来，马礼逊请莫顿一家到他的住处作礼拜，后来接受莫顿医生的邀请搬去同住。

马礼逊与威廉的妹妹玛丽恋爱了。他这才明白，原来这段澳门旅程，藏着上帝美妙的心意和祝福。

1809年2月20日，马礼逊和17岁的玛丽（Mary Morton）在澳门结婚。同一天，他收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聘书，聘请他成为东印度公司的中文译员。这份聘书及时解决了他的居留和生计问题。马礼逊不再是孤独一人面对上帝的事业了，有玛丽与他分享一切苦与乐！

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任职25年，并致力于文字布道工作。

1813年7月4日，礼拜日，马礼逊孤独奋战了七年后，终于迎来了米怜夫妇。马礼逊和玛丽既兴奋、欢乐，又恐惧、担忧。他们多么盼望同伴的到来，打破寂寞，共度忠诚的生活。

米怜比马礼逊小两三岁，1785年生于甘宁蒙（Kennethmont in Aberdenshire），六岁丧父。母亲独立教养孩子。他一手拿着泥灰供女教师生火，另一只手夹着圣经，口里不断念着老师所教的经句。他年幼时必须出外牧羊，惯说粗言秽语。在当地牧师影响下，他成为敬虔的青年。隆冬日，他与羊群为伍，在铺了草根的泥巴地上即跪下祈祷，任何人非议或讥诮他都不管。

到伦敦会应召时，他穿上“礼拜衣服”，大多数在座的人恐怕他不能胜任，有人竟然献议他不如去做机械工人，他随即高声回答：“无论什么事，只要是有关传教工作的，我都愿意。我愿意伐木、挑水、为上帝的神殿服务。”他的即时祈祷感动了在场的审批委员，终于差遣他到中国，成为马礼逊的得力同工。

正如马礼逊所料，米怜不得居留澳门，1815年赴马六甲另起炉灶，开创传教基地。

1817年，米怜夫人连续失去两个女婴后，生下一个男孩，产后不久即患热病而亡，死时才35岁。1822年，米怜也患肺结核死去。

马夫人体质素弱，因工作需要，马礼逊必须每年离开澳门6个月，又不能携带眷属同去广州，玛丽独自留居澳门，病痛孤苦，马礼逊日夜担忧，幸而有李文斯顿（Livingstone）医生照顾。

长子出世后即夭折了，可幸又得一女一子，使玛丽有所寄托。可是爱妻健康渐差，如果想活下去，非长期离开中国不可。1815年1月，玛丽带着两岁半的女儿Robecca和九个月的儿子John回英国，一别就是六年。1820年，夫人返回澳门，不料，忽然染霍乱而死。

马礼逊给岳父的信中表达了痛失爱妻的悲痛：“玛丽对宗教有强烈的感受，热爱救主耶稣基督，认为世间的喜乐是无常和不足的。我俩常提起对世事不宜过分操心，因我们已经知足……就这样，我亲爱的玛丽结束了她短暂而又苦恼的生命！……去年她带孩子到我身边后，上帝至少给了我们一段时间共享天伦之乐，玛丽也获得了健康、平安和安慰，她的身心获得了愉快，这是我要感谢上帝的……我决不说‘莫伤心！’决不！我为玛丽已流过许许多多的眼泪。”

马礼逊对亲人说：“我在这里真正是举目无亲……我并不埋怨……我仍要感谢上帝，我虽忘记祂的恩典，但祂仍拯救我。”

玛丽去世后，老父与小儿女相依为命。可是，离别的时候终于到了。九岁的小女儿丽碧问他是否如常依期回到广州去，他自知不能同行，迫于公司职责不得不回答：“是的”，然而，为父亲的心碎了。日记中万分悲凉之情，不堪细读。幸而李文斯顿夫妇答应于冬季照顾他的小女儿，马礼逊带着七岁的幼儿儒翰一同去广州。伤心离别，不可言喻。

爱妻死后两年，死神又夺走了唯一的同工米怜。马礼逊悲痛地写道：“九年前的今日，我们夫妇欢迎米怜夫妇到达澳门。如今呢，我们四人中之三人——皆在40岁以下一一作古，只留下孤苦伶仃一人独存。然而主的旨意是美的，他们都是在福音的应许和盼望中去世，而且都是在岗位上死去。他们留下忠骸在战场上。他们尽忠于救主的大业，直到最后一天。他们没有一个临阵逃亡，这令我满心快乐。”

“我并不因此而退缩、而怨天，我只为自己的孤苦独存而痛哭，也为我个人的罪而哭。我愿多一点把心思放在天上的事。我愿努力从事于专职，静候我主的莅临……我来华至今15年了，期间一半的岁月是独自工作的，然而上帝容忍我的软弱，赐福我一手所干的工作……我以前所播的种，现在已有嫩芽可见了……我希望那一双失去慈母而父亲远离的小儿女在英国都得安康。如果你能看见他们，请善待他们——为我爱妻之故，为我之故，又为主之故——因为玛丽是为主而死的。我希望将来也死在岗位上。”（1822年10月13日致友人信）

马礼逊有如他故乡强硬的橡树，挺然屹立，历尽狂风暴雨而不为动摇。对于至亲的人，他有丰富的爱情，缠绵眷恋，但一到不能不离别之际，又不怨天尤人，安心忍受。

清政府逮捕通缉马礼逊多名《英华字典》刻字工匠，烧毁他的《新约》珍袖本，闯进印刷所，搜去稿件及铅字粒。

因当年前英美内河冲突事件的交涉中身任秘书及发言人而大大触怒当局，马礼逊战战兢兢地避免受逮捕之苦。

同时，马礼逊的布道工作引起东印度公司的不满，董事会决议免除马礼逊的职务。幸好得其好友斯当东（Sir George Staunton）力保，才被留职。

“我的勇气与耐心，差不多是消丧尽了……这是一处极其孤寂的场所……我希望我能到那自由的宗教社会可以享乐的地方去。我是在不断的恐怖之下，逼迫者的手臂临着我，并且还不止于此，凡是帮助我的本地人，被人到处搜索，有时竟被逮捕了……我的手久执着笔，已经厌倦了，有时能改执锄头，我的身体或许会好些。”

他在1817年2月给Waugh博士的信中说：“这是一个非常讨厌的地方，令人常在孤寂与恐慌之中。我希望上帝一向呵护的臂膀，今后仍保佑我不致受害。”

1822年11月1日，星期五晚九时，广州西关一处起火，在十三行之北约半英里。马礼逊与四个人整夜在一只雇来的小舟中避难，只救出少许物品。第二天上午火焰直吞十三行。星期日早上，整个十三行已成焦土，人人无家可归了。

这次火灾不亚于1666年伦敦大火。与洋行交易的华商认识洋商多年，但无人肯让当时无家可归及饥饿的外国人留宿一夜及给予一餐温饱。仆人倒是例外，他们努力抢救财产，忠心耿耿。

马礼逊的一百磅纸张，原打算寄去马六甲印行新约版本的，都付之一炬了。

火灾后12日，马礼逊坐在一个中国货仓里，他的临时寓所，写出“中国传教事业的开首十五年”一文。总结了拓荒十五年的工作，列举翻译圣经、马六甲开设的英华书院、澳门印刷所印行的中国新闻、每逢安息日的礼拜仪式、米怜的播道小册子《两友相论》、中文圣经和其他福音文字的印行和传播等等。

著名汉学家马其博士（Montucci ）称赞说：“我敢断言，马礼逊在这十年间印行的多种书籍，他对于欧洲学人的影响远胜于传教士在上一世纪内印行的书本或未刊行的全部稿本。”

拓荒者的手上开始出现，第一本中文《圣经》、第一位中国信徒、第一个中国传教士、第一所西式学堂、第一座医院、第一份报刊、第一处聚会所。虽然，进展缓慢，困难重重。

马礼逊来华七年后，才得一位中国信徒，蔡高。

蔡高于1812年决志。经过两年考验后，他自己和他写的志愿书被马礼逊认为合格。领洗地在澳门东望洋海滨一个幽静的小山侧。马礼逊关于蔡高受洗记载说：1814年7月16日，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蔡高施洗……施洗之地在濒海高山之麓，有泉汩汩流出。其地幽僻，人所不见。恳求我主以耶稣之宝血洗涤其罪恶，以圣灵之感力洁其心灵。祝其成为将来大收获之初果，成为归信得救将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之一。多年之后，澳门的伦敦会志道堂教友捐资建“蔡高堂”以纪念此第一位中国基督徒。

1817年，米怜为中国印刷工人梁发在马六甲施洗。

1818年，马六甲成立恒河移动传教差会。

同年，成立第一所华人学校英华书院，米怜为第一任校长，马氏为终身董事。

马礼逊知道，印刷是能够突破中国对外封锁的利器，不断印刷、不断分发，福音总可以找到传进中国的机会。书院内设有印刷所，印行《中音拾遗季刊》。中国第一份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是在此印刷的。

中国第一位牧师梁发在此受洗。第二位牧师何进善在此求学。米怜根据马礼逊原稿写成的《开首十年之回忆》也在英华书院印刷所印行。

1820年秋天，梁发的妻子信主，她是中国第一位女信徒。儿子于11月20日领洗。马礼逊为这家人祈祷说：“愿这个中国小家庭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成为向人民传播真理的器皿。”

1820年马礼逊在澳门与李文斯顿医生合作开设了一间诊所，专为中国人治病，为贫穷的中国人施以药物和指导。

1823年，马礼逊来华16年后，回国度假前按立梁发为牧师。

梁发，中国第一位基督教传道人，是马礼逊采取“在职训练”方法所结的果子，由米怜带领信主。梁发问米怜肯否为他施洗，米怜答，他若肯悔改信主，并遵行主道，他答应。于是米怜乃读经讲解，一同跪下，求主施恩，就洒水于他头上。领洗毕，他问米先生，信耶稣有何记号。米答，专心行善，就是信耶稣的记号。他就自取名为学善者或善居士。

梁发热心地撰写了一本布道小册子，叫《救世录搓要略解》（《劝世良言》），末了附了几段经文、三首圣诗和十诫。这本37页的小册子是第一本中国人自著的中文布道书。印刷200本分发亲友，梁发因此被捕下监，被鞭30大板。

1828年，梁发在故乡与一少年古天青在本乡办了一个私塾，可以说是中国内地第一个更正教的教育机关。马利逊向伦敦传教会的报告说：梁先生在主办学塾和向其乡人传道外，还著大批布道小丛书，此类小丛书共有12种。其中一种是为儿童而作的基督徒问答书，其他都为回答他的非基督教友人所发的反对基督教的问题而作的。裨治文和雅裨理遇见梁发时说，“梁发很像耶稣”，“梁发的祷文，与一般形式主义的老生常谈不同，乃适合于当前的环境，使听者觉得出于真心的”。

1827年马礼逊帮助麦迪逊创办《广州记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此报成为中国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报纸。同年马礼逊写公开信，请求美国派遣传道士来中国。1830年美国第一批传教士裨治文和雅裨理两人抵达广州。

1832年9月4日，马逊来华25年后，在儿子马儒翰协助成立的马家印刷所印制了第一份出品物， “在华传教二十五周年报告书”， 由马礼逊和裨治文联署，报告了八名来华宣教士和三位当地同工，共得10人施洗。同年，梁发给伦敦传道会的报告中这样说：在此数年中，已有数人信从救主，加入教会。此地差不多10人，一心一志，继续事主。这时在广州有一个小小的教会团体，这是一个初期的教会，常常在马礼逊家中聚集礼拜。

马礼逊神学博士，伦敦传教会，中国。

麦都思，伦敦传教会，爪哇。

撒母耳吉德，伦敦传教会，英国。

亚伯汤姆林，伦敦传教会，马六甲英华书院。

戴尔，伦敦传教会，槟榔岛。

郭实腊，荷兰传教会，旅行。

裨治文，美国公理会，广州。

雅裨理，美国归正会，暹罗。

梁发，中国人，被按立为传道人，伦敦传教会，中国。

丘安，中国人，伦敦传教会，印刷工人，中国。

李兴，中国人，梁发助手，中国。

报告的结尾有这么一段：“在中国的传教会的神仆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隶属不同的教会，却能彼此相爱、互相帮助，联合在一起，推动在中国的福音事工。”（游紫玲《平民阶级中的英雄马礼逊》，第152页）

马礼逊去世后，其子马儒翰和裨治文牧师于1835年发表一通函，其中提到广州一间小的华人基督教会，并列出教友名单：

梁发，48岁，传道人。

屈昂，50岁，传道助理。

黎氏，31岁，梁发妻。

梁进德，15岁，梁发子。

梁亚沾，11岁，梁发女。

李新，31岁，砖匠。

周亚生，25岁，制笔匠。

吴亚清，31岁，印刷助手。

梁亚道（译音），28岁，制笔匠。

梁亚新（译音），梁发助手。

刘庶泉（译音），38岁，秀才。

赵清（译音），秀才。

马礼逊初到中国的几年内，组织恒河外方差会（Ultra-Ganges Mission）的念头终于渐渐成熟。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建立一个机构，作训练欧洲人及本土传教士，兼作训练恒河外所有各国传教士之用。在那里又开设一间印刷所，作为有力的传教工具。这是一个亚洲传教的中心总站，提供传教士一个组织合作的基地。

1822年，马礼逊来华16年后第一次回国。他带了万卷中国书到英国。觐见了英皇乔治四世，又呈上了一本他翻译的中文圣经和一张北京地图。他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他设立了东方语言学校，开设了妇女中文研究班，提倡组织妇女传教工作促进会，并提倡牛津、剑桥两所大学设立中文讲座等等。

1824年11月，马礼逊在英国休假期间续弦娶艾思莊（Armstrong）小姐为妻，在利物浦结婚。一家四口于1826年5月登船回中国，继续未完成的事业。

马礼逊不断地呼吁西方各国派遣宣教士来华。继马礼逊和米怜后，英国伦敦会连接派出了许多宣教士，他们勤恳开展工作，在东方各国华人圈中，奠定了一个影响广泛的基督教会基础。来自伦敦会的许多宣教士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中国福音传教史册上：慕维廉牧师W. Muirhead （1847来华），艾约瑟牧师 J. Edkins （1848年来华），湛约翰牧师 J. Chalmers （1852年来华），杨格非 Griffith John（1855年来华）等。他们在香港、广州、汉口、上海、天津和其他中国城市做出了切实而有益的贡献。

紧随伦敦会之后，想方设法进入中国的是荷兰传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1827年派遣德国人郭实腊牧师（Charles Gutzlaff）作为随军教士，肩负荷兰政府的使命前往中国。马礼逊对郭实腊所作的工作深感兴趣。郭实腊多才多艺，于1831年开始在中国沿海一带航行，沿途分派圣经及基督教书籍。他一连三次航行内陆的报告引起英美两国政治、商业及宗教各界人士极大的热心，由此引发中国传道会的成立（China Evangelization Society）。这个会第一个派来的传教士就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戴德生称郭实腊为“内地会之父”。马礼逊的印刷品就曾通过郭实腊传到中国人手中。

马礼逊的呼吁也得到了美国的响应。1829年美部会（The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代表美国公理会派遣雅裨理和裨治文首次来华。两位在马六甲海峡定居的马来人和华人中辛勤工作。美部会随后很快又派遣了杜里时牧师（I. Tracy）和卫三畏牧师（S. W. Williams）前往新加坡和澳门。

美国同孚洋行老板奥利芬对美国在华传教事业有着开拓性的贡献，被誉为“美国对华传教之父”。不仅马礼逊得到奥利芬的捐助，裨治文、卫三畏等首批美国来华宣教士均得到奥利芬的支持。卫三畏回忆说，“1829年美国对华传教的兴起，应归功于奥利芬先生的建议。”传教士来华后，在清政府严厉禁教政策下举步维艰，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只能以商馆雇员的身份活动，在华商人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合法的身份和栖身之所，而且还对传教士各项活动给予经济支持。当差会开支过大而成功的希望渺茫时，他给予资助和鼓励；他和他的合伙人在广州为传教士免费提供一座房子达13年之久；他在纽约所属的教会应他之请于1832年把一个完整的印刷所运抵中国；当《中国丛报》开办时，他提出若报社亏损，他会承担全部出版亏损；他在广州为报社建了一个办公室，该办公室在广州存在达24年之久；他公司的商船为51位传教士及其家眷免费提供来往中国的船票。

1833年夫人偕同儿女回英。大儿子儒翰与马礼逊一同送别，挥手惜别之际，马礼逊不禁黯然神伤，老泪纵横。没想到这一别竟成生死离别。

此时，他感觉到毕生的工作快结束了。他在给爱妻的日记中说：“这真是可喜的事——上帝已在这传教事业中，培植了有动力的同工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在这里对于这大业不是十分重要的了。纵使没有我，这大事业仍能继续向前发展。”

1834月1日晚间，马礼逊安息在救主怀中，葬于澳门原配与孩子的坟旁，享年52岁。马礼逊遗下6个儿女，两人原配所生，四人继室所生。独女后来嫁给著名传教士合信医生（Dr. Benjamin Hobson）。长子马儒翰，长与中文，马氏死后，担任其父所遗下的译员工作。以后与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共事，完成圣经新译本。马礼逊生平和工作一书是马礼逊续弦娶艾思庄（Armstrong）写的。

马礼逊逝世前，已有23位牧师受他影响来华传教，其中包括女传教人。

曾担任晚清海关税务司整整半个世纪的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曾经称赞马礼逊是“平民阶级中的英雄”。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马礼逊庄严的风度正是中国人所喜爱的，中国人称他为“马老师”。

马礼逊毁誉不惊，宠辱不动，具有刚毅的独立性，使人折服的谦虚，高雅又彬彬有礼，待人处事非常得体。他为人笃实，不慕浮名，不与人争，不爱宣传，酷爱工作和读书。他所看重的并非世俗的虚名而是天上的嘉许。

1817年，即马礼逊在中国传教10周年时，英国格拉斯哥（Glasgow）大学承认他的中文工作饶有价值，特别赠与神学博士学位。当东印度公司前大班马志平在国会中就中国问题演说时，提到马礼逊的名字，全场欢呼。

曾参加“圣书公会”的葛林晓牧师回忆说，伯沃斯先生一次大会上发言：“多年以前，我到伦敦大英博物馆访问时，常看到一位青年坐在博物馆里面在非常用功地看书。他所读的一本书，我只字不识，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就前去问他看的是哪一个国家的文字，你怎么会聚精会神地阅读？那青年谦虚地答，念的是中国文字。我问他读得懂吗？他说他在努力明白这种文字。他又加了一句话，因为这是非常难懂的文字。我就问他念中文有什么目的？他答道，现在很难说有什么动机，但是似乎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推动力强烈地促使他研究中文。他说他的意思是要做一下试验，看看用他的热情和毅力坚持下去，是否能克服困难而掌握这种极难懂得的文字。至于结果如何，要看发展情况。他现在并没有一定的打算，要看学习得怎样之后再行决定。17年以后，今天，我又亲眼看到这位上帝所培养的光荣的器皿站在我们面前，把上帝的荣光照耀在世界上有最大人口的中国，把福音的伟大真理，将圣经赐给他们，使之能够接受真神上帝的统治。”

澳门墓碑上刻着他生前三大伟业：译圣经、编字典、办学校。为了福音在中国的传播，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没有虚度。

他的同工米怜说他有“不容征服的耐心，从不疲倦的勤奋，战战兢兢的谨慎，及自自然然的要求隐居独处的读书习惯。”他虽给紧闭在一个小地方，与世隔绝，但人常怀传福音予普天下的眼光和理想。

马礼逊认为传教士必须具有真正的敬虔、谦虚的德性，专门的技术或教育，丰富的常识，良好的脾气，对救主的真爱及在人类的救恩中彰显上帝荣耀的志愿，而且从事耶稣基督的大事业，而视个人与家庭的利益为次要。

他说：“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基督徒，不单是关心他个人的福利，也要着眼于关心他人的困难……如果环境需要，基督徒必须牺牲个人的和家庭的幸福，有时是偶然的，有时是经常的，有时是终身的幸福。他们有时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亲属或自己的国家，去关心别的民族或别的国家人民的福利。”

马礼逊有一封长信给伦敦会的斯库兼书记，申论工场所需人员，认为极需未婚的女同工，这是当时的伟论卓见。第一位前往中国内地宁波的未婚女子欧德施（Aldersey）就是马礼逊在英国述职期间在家办的妇女中文研究班的一员。

马礼逊不喜欢狭隘的国家主义，也不喜欢狭隘的宗派主义。他说：“我们是不分宗派的。我们承认只分善恶两等人，即善人是敬畏上帝的，恶人是不敬畏上帝的。愿凡真诚爱主耶稣基督的，均沐神恩。”

伟大的马礼逊，出身平微之家，第一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是中国基督教奠基者。他顺从主所托付的使命，不惜牺牲一切。他说：“我奉召受痛苦……因我家人与我分离这么长久，有时我痛心。差会说，我应当回家。但从普通智虑来说，我不能在这段时期离开岗位。我很想回欧洲，快去抚慰我受苦的妻子和幼小孩子，但心愿和次要责任，必须让位给更大的心愿和责任。”

马礼逊的成果被公认为基督徒对上帝的虔敬与坚韧不拔的精神所刻成的非凡的纪念碑。

1836年为纪念马氏，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1839年布朗（Samuel Robins Brown）从美抵澳门开办马礼逊学校。至今在香港还有马礼孙纪念馆存在。

更正教在华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拓荒时期（1807-1842）、广传时期（1842-1900）和中国教会时期（1900-1949）。鸦片战争前为拓荒时期（1807-1842），从马礼逊入华至《南京条约》的签订。期间，传教活动被清政府禁止。早期来华传教士多在南洋和澳门的华人中布道，同时学习汉语、翻译圣经，为日后布道工作的全面展开做准备。南洋地区的马六甲、巴达维亚、新加坡、曼谷成为对华传教的前哨基地。

马礼逊之后，各国基督教传教士前赴后继，纷纷来华，建立教会，传授西学，改良风俗。总括来说，中国门户未开放以前，1842年鸦片战争前，共有24名传教士，从伦敦传教会、荷兰传道会、美部会，代表信义宗、长宗、安立甘宗、公理宗、浸礼宗，从英国、欧陆、美国各地来中国传教（见李宽淑138-139页表）。他们不为名不为利，抱着牺牲、冒死的精神，来传扬基督福音，使人得救，并创办学校、医院及各种社会事业，造福中国人民。

马礼逊和早期来华拓荒的宣教士，根据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形，建立了一个文字、教育、医疗配套的宣教格局，这个格局大体上沿用至1949年西方传教士撤离中国。

“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哥林多前书三章10-11节）

马礼逊的伟大，就是在一块坚硬的巨石上，撒下了一颗具有生命的种子，使基督福音之花终于开遍了整个中国。

马礼逊说，“现在所成就的一切善工，皆当归功于上帝，并要加以颂赞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