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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抑郁症(二)

肆、抑郁症的成因:基因与环境的互动
  目前西方医学界认为所有的病,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因着基因与环境互动而产生的。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精神病包括抑郁症其实都是大脑神经功能紊乱而产生的心理疾病。我们先来简单解释一下人类的基因组,然后再来讨论抑郁症的成因。
  基因是由脱氧核糖核酸(DNA)组成的。我们知道,人的DNA由两条长链形成所谓“双螺旋结构”,每条链上排列着核苷酸。人有四种核苷酸,为了方便解释,我们简称它们为A,G,T,C,这四种核苷酸排列成两条配对互补的长链,一条链上的A配对着另外一条的T,而G配对着C。DNA通过转录,把遗传信息从一代传到下一代。转录过程极其精确但比较复杂,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人体每个细胞的细胞核里,有二十三对(四十六个)排满了DNA的染色体,每个人从父母亲那里各承受二十三个染色体。另外在细胞质里有线粒体,线粒体里也有少量的DNA,这些线粒体DNA全是从母亲遗传下来的。
上面说过的核苷酸配对(A-T 和 G-C),每对称为碱基对。人类的基因组一共大概有三十二亿(3.2 Billion)碱基对。可是这庞大的碱基对序列中,只有大约两万一千个基因序列,加上线粒体里还有大约十三个基因。相对来说,大米有大约五万基因,葡萄三万,狗大约两万五千,老鼠两万三千,老虎和猫两万,蛔虫两万,鸡一万六千,果蝇一万三千。基因的功能,主要是以编码方式在体内制造氨基酸和蛋白质。这些蛋白质,直接影响细胞和身体的各种功能。换句话说,基因并不直接影响人体功能,而是透过编码合成出来的不同蛋白质来影响机体功能。可是,整个基因组里百分之九十八的碱基对序列之功能不是制造蛋白质的基因。那么这些非基因序列的碱基对的功能是什么呢?目前我们对它的功能还不完全清楚。可是我们知道,它其中的一个功能是控制基因的表达。基因的功能需要经过表达才显示出来,其步骤是指导编码并合成各种不同的蛋白质。人类的基因,有百分之九十八与黑猩猩相似,甚且有百分之五十与无脊椎的低等动物相似。可是,人类基因数目相对来说不算大,但却具有很大而且极其复杂的操纵系统。所以,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类的形态、心理与行为特征与其他动物截然不同,其奥妙主要在于人类特殊的基因功能操控与表达,而不在于特别的基因结构或基因的数目上。
  每个人的DNA,包括各个基因,排列在不同的染色体里,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是固定的,称为位点。人与人之间等位基因(即排列在同一个位点的基因)的差异,少于百分之一。每个基因是由不同的核苷酸配对组成的。如果其中的核苷酸配对的序列与正常的序列有些微小差别,这微小差异称为基因多形性。如果序列差异很大,却是基因突变的结果。此外,基因序列有时候有好几个复制的拷贝,也有时候被删除。这些序列拷贝的复制或删除,不但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特性的差异,还可能造成某种疾病。目前,基因序列拷贝数目的差别(Copy Number Variation,CNV)是基因学热门的研究项目之一。
  到目前为止,研究已发现三个有可能诱发抑郁症的基因或区域:一、五羟色胺启动体, 5HTTPLPR;二、胆碱受体毒蕈碱二,CHRM2;三、染色体3p25-26区域。从目前的发现看来,在这几处等位基因多形性的人,在压力下情绪比较容易波动,从而导致抑郁和焦虑。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证实这些发现。而且,这几处的基因差异就算被证实,也只能解释少数抑郁症病人的基因异常。所以我们需要对抑郁症的基因结构与功能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
  诱发抑郁症的环境因素,一般是一些造成负面情绪的打击。最常见的打击,包括亲人死亡,自己或家人生病,失业(如果是学生,那就是失学,成绩出问题),感情上的问题如夫妻婚姻矛盾,失恋,或与别人发生矛盾冲突,意外受伤等。其它环境的变化或压力,如搬家、变换职业、进大学、缺乏扶持、性情孤单,或自己个性造成的孤僻,容易跟别人发生矛盾,或坏习惯如酗酒、吸毒、赌博,都可能诱发抑郁症。
  抑郁症是基因与环境互动而产生的,但基因不是决定或控制人们命运的单一因素。一个人虽然带有抑郁症的基因,如若环境良好,他就不会得抑郁症。另一方面,当环境恶劣,压力很大,如果没有抑郁症的遗传基因或基因的变异,也不一定得抑郁症。
  附带一提:人类堕落以后,基因产生的身体和心态行为上的特征,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太好的。举例来说,智商的高低受基因的影响很大,当然也有环境因素在内。明显地,智商低的人不能因此就说既然天生我的智商低,那我就不需要去处理自己的事务。同样,坏脾气有部分是基因影响造成的,可是我们不能说,既然我的坏脾气是天生的,我就可以随便发脾气。抑郁症的病人,不能说既然我的抑郁是天生的,我就不需要接受治疗。纵然我们不能改变基因,我们还是有責任去处理基因带来的后果。換句话说,基因特征跟道德对错是两码事。今天,同性恋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是一个很大的争论话题。根据目前的证据,同性恋的性取向是有部分基因因素造成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同性恋行为从道德上来说是对的。

伍、抑郁症究竟有多普遍
  抑郁症的流行率,每个国家有不同。根据国际卫生组织在2002年的统计,在西方社会里,成年人一生的发病率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在中国和日本,却只有百分之二。一般行内人士都认为,这偏低的数据并不表示中国人和日本人精神健康特别好,所以不容易得抑郁症;而是因为东方人爱面子,不肯承认自己有抑郁症。这情况在香港人和美国洛杉矶的华人中也很明显,抑郁症的流行率在香港和洛杉矶都偏低。最近这种片面否认自己有抑郁症的倾向已经有所改变。2009年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两个普查中都发现,中国人群中抑郁症的流行率,达百分之八左右。
  可是,这些普查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所有患抑郁症的中国人愿意接受治疗。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抑郁症患者中,仍然只有很少数的病人(少于百分之五)曾经接受过治疗。
  抑郁症若不接受治疗,其结果可能是很严重的,大约有百分之十的抑郁症病人最终因绝望而自杀。中国人的自杀率,比西方国家多两到三倍。中国人需要正视抑郁症问题,这是现代社会刻不容缓的事情。

陸、为什么基督徒可能得抑郁症?信仰对抑郁症病人有帮助吗?
  基督徒有新生命,有圣经、圣灵、以及教会的教导与帮助,为什么还会得抑郁症呢?最简单的解释:因为他们基因并没有改变。所以,基督徒可能得抑郁症,就好像基督徒可能得高血压,糖尿病,癌症,或传染病一样。基因的毛病,是世界堕落的结果,只有在天地更新的时候才可能改变。
  上面已经提过,有些基督徒不认同这想法。1970年,美国著名的改革宗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实用神学教授亚当斯(Jay Adams)在他写的《能以胜任辅导》(Competent to Counsel)一书中,提出他对当时美国临床心理学的挑战与质疑。他认为精神病是虚构的而实际上不存在,因为精神病不能被客观的测试如验血或X光验证。在他个人的经验里,他认为精神病院里被诊断为抑郁、焦虑、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大概都是些不愿意面对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而躲在医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他认为抑郁,焦虑,情绪波动起伏的症状,绝大部分是与灵性不好或不肯认罪有关。亚当斯还提出应该用圣经辅导(起先亚当斯称这辅导为 “劝戒辅导”,NoutheticCounseling,后来他的接班人修改了他的一些理论,把名称改为 “圣经辅导”Biblical Counseling)来帮助教会里有精神或情绪问题的人,而不是把他们转介给临床心理治疗师。在这里我们先来讨论抑郁症是不是一个灵性问题。至于圣经辅导是否有效,我们留到“抑郁症的治疗”里面来讨论。
  精神科学在过去四十年有长足的进步。抑郁症和其他精神障碍所致的大脑功能紊乱,现在可以用脑扫描或血液检查测试出来;有可能诱发抑郁症的基因,也已经找到几个。所以,当年亚当斯对精神科学的质疑和批判,现在已经有些答案。诚然,精神病人是否需要为自己的病症负责任,所有症状如抑郁焦虑,恐慌,燥狂,幻听,怀疑,错觉等,是否有一部分在病人的掌控之下,仍然是个复杂的问题。简单来说,今天一般精神病医生认为病人还是需要对自己的病状和行为负责任的。可是,也不能认为这一切的症状,都是病人捏造出来为要逃避责任。况且,犯罪或信心不足不可能是抑郁焦虑的主要原因,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也都经常犯罪,每个基督徒的信心也常常不足,可是只有百分之十的人患抑郁或焦虑。难道其它百分之九十没有抑郁焦虑的人,信心都很足够,也都比较不容易犯罪吗?更明显的,许多人的抑郁,却是别人犯罪造成的结果。一个青年人被酒驾的人撞死,随后他母亲的抑郁,难道不是这酒驾的人造成的,反而是他自己犯罪或信心不足的结果吗?一个被强暴的女子,或一个被虐待的小孩,遭创伤后遗留的恐慌与焦虑,难道是他们自己的罪或信心不足产生的?我们承认,每个人自己犯过的罪或信心不足,仅仅是可能诱发抑郁症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最重要或最普遍的诱因。抑郁症是因着基因跟环境互动而产生的大脑功能紊乱。一些基督徒可能得抑郁症,因为在他们身上仍然还有今生不能摆脱的比较不能承受压力的基因。此外,抑郁症的病人的确感觉内心黑暗枯干,毫无喜乐,读经祷告敬拜唱诗的时候,味同嚼蜡,在灵修时心里毫无神的同在,心灰意冷,甚至觉得生不如死。可是,这些症状是抑郁症的后果,不是造成抑郁症的原因。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不分皂白,一概认为这些抑郁症的心理情况是病人得病的原因,而非得抑郁症的后果,因此对病人责备,要求他们承认隐而未现的罪,不但对病情毫无帮助,反而增加病人的内疚自责,如在伤口上倒醋(箴言25:20),就不是照着彼此相爱的原则来做了。
  今天,许多圣经辅导专家,虽然语气不如亚当斯那么强烈自信,可是基本上还是坚持同样的理论,认为所有的精神病(如抑郁症)实际上是灵性的问题,而不是基因与环境互动引起大脑功能紊乱的疾病。举例来说,亚当斯的一个接班人韦尔契博士(Edward T. Welch)在他写的一本书Depression:Lookingup from the stubborn darkness《忧郁症:重生之歌》里,详细地讨论了他对抑郁症的看法,也讨论了他如何用圣经辅导来帮助病人走出忧郁。韦尔契博士认为所谓抑郁症只是人类痛苦经历的其中一种而已。他认为虽然抑郁症可以根据美国精神科学会定下的诊断标准来诊断,这却并不代表它就是一种病。韦尔契博士对药物治疗抱着很大的怀疑。他虽然否定抑郁症是心灵犯罪或信心不足直接造成的,但他却肯定所谓的抑郁症,无论轻或重,基本上是一個灵性的问题,他认为辅导应该针对病人与神的关系,也同时肯定抑郁症带來的痛苦是有意义的。从这些基础上,他建议用圣经辅导来帮助来访者应付造成抑郁症的诱因:比如人际关系,魔鬼的攻击,神的管教,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死亡的威胁,心中隱藏的恐惧,愤怒,失望,罪咎等。
  韦尔契博士在他的书里,的确带给读者很多安慰与鼓励的话。我把他的观点陈述出来,因为我知道他的书在美国华人神学院和教会里,是很受欢迎的。他写的书,也是海外华人神学院的教科书。虽然我认同韦尔契博士大部分的教导,可是,对这些新一代的圣经辅导学者的观点,归纳来说,有三个方面我不能认同。我坚持认为:第一,抑郁症是一种疾病,是基因与环境互动引起的大脑神经系统功能紊乱造成的,跟一般情绪不好,感情脆弱不同。换句话说,抑郁症基本上不是一个灵性的问题,就如各种癌症基本上不是灵性问题一样。第二,每个疾病都有灵性的层面,不单是抑郁症有。我相信疾病是人类堕落的结果。面对疾病,基督徒有两个大原则:一方面依靠神,把疾病看为神容许临到自己身上的一种考验,靠着圣经的话语,圣灵的帮助,与教会的扶持来面对。另一方面,基督徒应该照着神交托我们管理世界与管理自己的责任,寻求治疗。这些原则,是每个基督徒无论面对癌症或面对抑郁症,都适用的。如果说基督徒得抑郁症是重生之歌,那么基督徒得癌症也应该是重生之歌。第三,严重的抑郁症是必须治疗的,不能单靠圣经辅导。我以下面一个个案来强调这一点。

个案六:一个三十岁的姐妹,产后第三天开始非常抑郁,彻底失眠,担心焦虑。她怕接近婴儿,因为她有一种想要伤害婴儿的不可理喻的冲动。她非常自责内疚,认定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教会来为她按手祷告,也有人来替她赶鬼。过了十天,她哭笑无常的情况好像平静下来,可是脸上毫无表情,眼目呆滞,行动缓慢。这是她的第二胎,因为又是生女儿,男家不满。教会也跟男家做辅导。她姐姐产后也曾经有过同样症状,可是十天之后就慢慢好起来。这次,她的家人也曾经考虑过是否需要寻求精神科治疗,可是最后觉得还是要从好处想,信心不要动摇。结果在产后20天,她从阳台上跳下自杀。

  当然我必须在这里附带一题,外国基督徒心理学家大部分并不认同圣经辅导的理念。这些学者也提出别的基督徒辅导模式,诸如整合模式,分层模式等,来实际帮助病人。整合模式尝试把心理辅导与精神科学里跟基督信仰没有抵触的理论和实践,与圣经对精神健康的教导整合起来,对人类心灵问题提出一个比较整全的答案。分层模式却认为精神科学与心理学跟圣经的教导是从不同层面来讨论或探讨人心灵的问题,原则上是并不互相矛盾的,因此基督徒可能不需要去刻意把它们的理念整合起来;在实践上,精神病医生或心理咨询师可以跟牧师合作,从不同的层面来帮助病人。以我个人而言,我很可以认同这两个模式。在临床上,有时候我采用整合模式,跟病人直接讨论信仰问题,有时候却采取分层模式,跟教牧同工们合作,针对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层面去帮助病人。举例来说,很多病人是先找牧师,等到牧师碰到严重抑郁焦虑或怀疑错觉的时候,才把个案转介给我。在我的临床经验来说,如果更多的信徒或牧师可以接受整全模式或分层模式,那么华人教会里的精神情绪问题,就比较好处理的多了。
  其实,教会历史里,很多被神重用的基督徒也曾经得过抑郁症。改教的马丁路德,十七岁就开始有恐惧和焦虑,这么年轻就有焦虑,说明是基因有毛病。二十五岁以后,开始有抑郁的症状(我们今天知道,抑郁跟焦虑经常是相连的)。三十五岁结婚,同年德国的农民要求马丁路德支持他们抗议德国王子对他们的压迫。农民抗议的理由是根据马丁路德倡导的“人人在神面前平等”这一教义。可是他当时不肯站在农民的一边,结果几十万农民在起义中被屠杀。从此马丁路德的抑郁症变得更严重,很多时候都无法起床。他甚至怀疑自己会不会得救,因而需要请同工在他的耳边大声喊:“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你已经因信称义了。”当然,马丁路德的抑郁,也跟他与他父亲之间有严重的矛盾有关。著名的特瑞莎修女,在书信中经常提到她自己心灵深处有一种极可怕、不能忍受、挥之不去的黑暗与枯干。在写给主教的信里,她描述这种内心黑暗如同死亡和地狱一样可怕。她每天在群众面前的微笑,只是她极力要遮盖其内心黑暗与枯干的大斗篷。最后在晚年的时候,她终于认定和接受这是神给她的特殊经历,要她可以透过这些黑暗的低潮而体会那些在加尔各答的穷苦无助的人的心境。富勒神学院第一任全职校长肯内尔(EJ Carnell),在二十世纪五零年代曾经被认为是美国福音派新一代最有前途的神学家。年轻时他就开始经常失眠(这是基因毛病的现象),当校长后,在各种压力下患严重抑郁症,接受过电疗,几年后无法坚持而辞职,最后在旅馆里自杀。十九世纪英国的施布真,十七岁就被神重用,二十五岁的时候,在一次聚会里有人捣蛋,大喊“失火了”,一万多会众争相逃命,结果踩死了好几个人。施布真从此经常抑郁,很多时候几乎不能站起来讲道。多年后,施布真描述自己的悲哀时在日记中写道:“我每时每刻都想痛哭,却说不出理由来。”他去世时才五十二岁。最近,马鞍峰教会写“标杆人生”一书的华理克牧师的二十七岁儿子因抑郁症自杀,是灵性最好的基督徒也可能得抑郁症的又一个现实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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