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猪同寝

高大、强壮的划船选手，男爵之子“剑桥七杰”之一章必成（Montague Beauchamp）把戴德生的信息编辑成书，称为《蒙福的日子》（Days of Blessing）。书中记载：1886年，去汉中的路上，戴德生骑着骡子，另一匹骡子驮着行李，章必成徒步，黑暗中迷路。章必成累极睡着，醒来时，发现戴德生为他弄了一个蚊帐，使苍蝇不能骚扰他。好几次，高大健壮的章必成，把戴德生背在肩上过河。

暴雨中前行，村内没有客店，只好找到一处猪舍，借了一些长凳，把门卸下来放在凳子上作床，用毛毡抱着。但过不久，那些猪怒气冲冲奔进来，冲破篱笆，躺在地上，与一位庞大差会的会长，以及日后继承父亲爵位的绅士，一同分享那间简陋的猪舍。

章必成听见戴德生唱歌，部分歌词是：“主啊，感谢袮赐食物。”

“食物在哪里呢？”章必成问。

“不远了，”戴德生微笑回答。“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饥饿，不久会送早餐来。不过，你要等食物到了才谢恩用饭；我却马上开始感恩了。”

真的，一两分钟后，他们就遇见一个售卖饭食的人。

章必成每天清早喂骡子的时候，总看见戴德生在烛光中读圣经。

但是我能信靠

在宣教史上的拓荒期，宣教效果并不显著，大部分归信基督的人，都是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乡民。宣教士并不受中国的知识分子欢迎，甚至受到怀疑和鄙视。1900年，这个哺育中的教会和成长中的宣教组织，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义和团之乱中，在中国境内被屠杀的基督教传教士，共有一百三十多人，子女五十多名。内地会损失了五十八位传教士，还有二十三名传教士子女丧生。被杀害的中国基督徒总数将近二千人。内地会许多弟兄姐妹在逃亡途中，忍受了极大的苦难。

义和团之乱中，天主教徒受害最重，光北京地区死亡的天主教徒人数已在一万五千至两万之间。

当时戴德生在瑞士养病，获悉这惨痛的消息后，他说：“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

到了十月，他身体略微好转，开始阅读中国事件的详细报告。一天早晨，外面一片大雪，满山白雪皑皑，儿媳乐婷跟他一起阅读。

他读到韦姑娘和史姑娘的信。含着眼泪说：“现在，他们在那里也不会感到遗憾，因为他们得到永不褪色的冠冕，主说，‘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的。”

七杰之一何斯德（Dixon Hoste）来帮助。戴德生直觉他是神安排来接替他的。所以在1900年8月，认为自己离世的日子近了，就发电报到上海，委派何斯德任内地会署理总主任。

再也不离开

1905年春天，戴德生第十一次探访中国。在镇江独自在河边墓地散步，那儿埋葬着玛莉亚和他的四个孩子。

在汉口，三位老兵杨格非（73岁）、丁韪良（78岁）和戴德生（72岁）相会，一起唱赞美诗，合影。

5月26日中国基督徒为他庆祝七十三岁生日。脸上单纯喜乐。那时，内地会传教士有八百名。

长沙，儿媳金乐婷从阳台上下来看望戴德生，见他躺在床上，侧身挨着一张椅子，点着一盏油灯，放着一堆信。突然，他转过头来，抽搐了一下，便不醒人事了。这位中国人的挚友就像小孩般安详地睡着了。

何斯德主持葬礼。葬礼前，一位年轻的中国传道人和他十八岁的新娘子来到戴德生的床边，问“我可以摸摸他的手吗？”

戴德生与玛莉亚和四个孩子埋在镇江的墓地。

戴家后代

从1865年内地会建立扎根时期（1865-1875）36名宣教士，56个福音站，28座教堂开始，经过拓荒期（1875-1885），国际化时期（1885-1895）至世纪交替时期（1895-1905）宣教士发展到825名，福音站721个，会堂703处，教堂418座，学校150所，中国同工1，152个，受洗人数18，625人。

自1854年戴德生渡海来华起，戴家及亲属世世代代奔向动荡不安、苦难深重的中国。直到本个世纪后的今天，戴德生后人，戴存仁、戴永冕、戴绍曾、戴继宗陆续到中国宣教。如今，第五世孙戴继宗牧师，戴贺美的后人海杰姆夫妇，仍在华人中事奉。内地会演变成“海外基督使团”。

1988年，戴德生曾孙戴绍曾和妻子及江苏镇江教会的胡士辉牧师，在镇江昔日英领馆遗址发现戴德生墓碑，该址现已成为一所博物馆，他们奇迹般地在当地一间博物馆发现了戴德生的墓碑。碑文还是完整无缺，写着：“恭敬纪念令人尊敬的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牧师。生于1832年5月21日，死于1905年6月3日。在基督里的人。”

全集完 .

是的，

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

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启示录1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