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能够分析人性的缺失，且能批评每个应对这些缺失的政治系统，但他却无法提供解决方案。

阿辽沙对伊凡提出的理性问题并没有答案，但他对人性却有一个解决方案：爱。“我并不知道罪恶问题的答案，”阿辽沙说，“但我却知道爱。”

伊凡明确地陈述反对上帝的论证，就像自约伯以来任何人那么有力。

阿辽沙，无言地充满着同情，起来轻轻地吻他的嘴唇——就像伊凡伟大的诗章“总裁决长”中基督向行刑者所做的一样。

《卡拉马佐夫兄弟》包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剧生命的每一个重要元素：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曾经研读过约伯记，而他并没有漏掉任何个人的困苦。

他完成这部小说两个月后，仿佛已没有什么要说的，他便死去，名副其实地身无一文。

他死的时候，留在他膝盖上的是那本很多年前去西伯利亚途中所得到的新约圣经。

作家布希拿（Frederick Buechner），1926年生于美国纽约，是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和神学家之一。总结《卡拉马佐夫兄弟》书时指出：

我第一次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察觉到自己是站在伊凡那边。我对世界有一大串的投诉。

我对上帝的不公平和不公义有合理的论据。我对上帝感到愤怒和怨恨。

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我可不可以简单地被充满而不必去颂赞那充满我的？”我因世界爱的缺乏大受折磨，却始终没有为之动过半个指头。我缺乏阿辽沙面对普遍美善的本能，无法做出一个同情共感的回应。

我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监狱中所学会的：

我最敬佩的那些人，就如班德和寇尔斯，都是通过行动，道成肉身地表达他们的信仰。

我去到其他的国家——巴西、尼泊尔、菲律宾、肯尼亚——就看见卑微的人们每天面对着极端得我不能想象的人性问题，然而他们并不是以麻木或怨恨去回应，而是以同情和爱去回应。

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我展示一个建于虚无主义和怀疑的生命所带来的后果；活生生的基督仆人则向我展示一个建于爱心和信心的生命所带来的后果。

我认识到，跟随基督并不在于去解决每一个人性的问题——基督本身也没有那样做——而是根据所做的去回应，不问理由地向那些最不该得的施予恩典和爱。

大体上来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被他说服。

他对社会低下层隐藏的基督信仰的信心，他对慈善和悲悯的呼吁，他对最新的社会工程理论的不信任——这一切都令他被视为落伍的道德主义者，对当时俄罗斯的种种问题完全无能为力。

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基于功利主义的道德的道路，切断于超然的可能。

就20世纪的俄罗斯来说，人类选择了去彼此下拜，他们敬拜的是一些人神而不是一位神人，并为我们这个地球带来了从所未见的悲剧。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102年，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1918—2008），俄罗斯著名作家，著有《1914年8月》、《古拉格群岛》等。1970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但迫于形势没有去领奖。

在他1983年坦普顿（Templeton）的颁奖辞中评论了俄罗斯在20世纪的悲惨历史。索尔仁尼琴在另一处记述道，正是通过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首次开始理解到灵高于质。

给他最后带来转变的经验——也发生在一个监狱里，那改变了他生命的航道并最终影响了他国家的方向。

这就是他在坦普顿演讲中听说的：超过半个世纪之前，当我仍然是个小孩，我记得一些长者对于降临在俄罗斯的大灾难提供了如下的解释：“人们已经忘记了上帝，那就是这一切发生的原因。”

自那时起我已经花了几乎五十年的时间研究我们革命的历史；其间我读过数以百计的书，收集了数以百计的个人证供，并写了八册作品去清理那次剧变所遗下的砂石。

不过如果今天有人要我尽可能简洁地去分析那次吞噬了我们大约六千万人民的摧毁性的革命，除了重复“人们已经忘记了上帝，那就是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之外，我再无法表达得更为准确。

基督徒的理想甚至得到不信者的钦佩，但倘若我不能够将那些理想实践出来，它们又有什么益处呢?两位伟大的俄国思想家对这块信仰的绊脚石提出了两个不同的答案。

托尔斯泰的哲学建基于人性可以完美化的信念。他的结论是，它行不通是因为我们还未出尽全力，虽然他比谁都更认真但却从未能处理好自己里面的矛盾，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在西伯利亚的十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脱离了这样的幻觉：“当然，在每个人里面都隐藏着一个恶魔。”（语自他的一个角色伊凡·卡拉马佐夫）对于俄罗斯应该向着什么理想奋斗，他对托尔斯泰并没有异议，只是对于到达的途径则有很多不同看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流放的时候，在他跟安娜结婚之前，曾经冲动地娶过一名有一个小男孩的寡妇。他们一起回到圣彼得堡，但这段婚姻并不比托尔斯泰的更快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和懒散的习惯令玛尔雅厌烦。她变得间歇性的歇斯底里、情绪激动，而那令他的癫痫症更加恶化。他长途跋涉前往欧洲，部分是为了寻找疾病的治疗方法，部分也是为了避开她。他们是一对错配。

玛尔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结婚七年后死于肺痨。实在太有戏剧性了，她卧病在床的大部分时间，丈夫都与一个二十岁的情妇在欧洲游历。

他于她死后回来奔丧，坐在房里伴着她的尸体，怀念着他们在一起较快乐的日子，为她的死而悲伤，也为他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

他整晚在她的棺木旁边守夜，在烛光下草草书写。“玛尔雅现在正躺在桌上，”他开始写道，“我会再看见玛尔雅吗？”他当晚忧郁的反思带来了日后有关不朽的罕有讨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答他会不会再见到妻子的问题时，没有理会传统的论据——举例来说，有关耶稣的复活，或需要平衡那公义的天平——而将文献转为一种个人的自白。

他承认，没有人能够到达理想。没有人能够完全爱邻舍如同自己，没有人能够履行基督的律法。上帝不可能要求那么多而满足于那么少。我们的被造是为了那超过我们的。

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与托尔斯泰共同信守的基督徒理想之外，还加上一个渴想的憧憬、恩典的音符。

今天，我宣称这两位俄罗斯人为我的属灵导师，因为他们通过阐明基督徒生活的核心矛盾，帮助解开我隐藏的疑惑。

我从托尔斯泰的生命学到需要向内望，望向那在我里面的上帝的国度。在那凝望中，我发现我如何悲哀地达不到福音的崇高理想。

要化解福音的崇高理想跟我们的冷酷现实之间的差距，我们就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去接纳我们永远合格，而我们根本毋须合格。

托尔斯泰只是答对了一半：任何令我对上帝的道德标准感到舒适的，任何令我感到“我终于到达了”的，都是一个残酷的骗局。

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对了另外的一半：任何令我对上帝饶恕的爱感到不适的，也是一个残酷的骗局。

保罗坚称：“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而这个信息，托尔斯泰从未能完全掌握。

绝对的理想与绝对的恩典：从这两位俄罗斯小说家学到那对称的信息后，我回到耶稣并发现这信息弥漫在他的教训之中。

在他对那少年官的回应中，在好撒马利亚人的比喻里，在他对离婚、金钱或任何其他道德课题的评论中，耶稣从来没有降低上帝的理想。“要完全，好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们的上帝。”

无论是托尔斯泰、阿西西的圣方济各还是特蕾莎修女，从来没有任何人完全达到那些命令。然而同样的这位耶稣温柔地提供了绝对的恩典，或许这正是基督信仰最大的特点。

上帝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或做过什么，而是因为上帝本身。恩典流到所有愿意接纳的人。

耶稣赦免了一个淫妇、在十字架上的一个贼，一个否认认识他的门徒。恩典是绝对、无所不及的，它甚至延伸到那些将耶稣钉十字架的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是他在世上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我现在读新约圣经的态度与少年时期截然不同，特别是对登山宝训之类的经文。耶稣宣讲这些时，并不是要我们像托尔斯泰那样，为了无法达到完美而绝望地皱起眉头。

登山宝训逼我们认识到上帝跟我们之间遥远的距离，而任何企图通过降低需求，去缩短那距离都完全错失靶心。

我们都是绝望的，而事实上那正是一个希望认识上帝的人唯一合宜的状态。

既如托尔斯泰那样已从那绝对的理想坠落下来，我们除了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藏身于那绝对恩典的安全网，别无容身之处。 

整理：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