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常卧病在监狱医院，接受风湿病及癫痫症的治疗。他痛苦地怀念文学阅读，惧怕经常性的打架和骚动、被铁镣擦伤，并且渴望有一刻可以远离喧嚣而独处——这一需要跟饮食同样重要。

在牢狱中的年日，他甚至没有收到过一封从家里寄来的信。他的一些狱友以仇恨去回应他们所受的刑罚，并亟于报复。

出人意表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生命更新的喜乐和人性的乐观向往文明世界。

他常常站在围篱板的一个狭缝前几个小时，把头搁在木栅上，望着绿色的草和深蓝的天空；那一个特别的工作地点是“唯一我们看见上帝的世界的地方——一条纯净、明亮的地平线，那一望无垠的大漠的荒凉感常常给我奇特的印象”。

他记得在一段单独囚禁的日子，牢房的遮窗每个黄昏都会打开，一个个不知名的声音向他低诉：“鼓起勇气，弟兄，我们也在受苦。”这些散布在痛苦中的恩典的细微音符都在他后来的小说中找到位置。

在一切之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沉醉在生命单纯的赐予中。

他一恢复自由便写道：爱每一片叶，每一线光。爱那些动物，爱那些植物，爱每一件个别的东西。爱所有，你会在所有中领悟到上帝的奥秘。

我并没有预计陀思妥耶夫斯基里面会有这么澎湃的喜乐。我在自己的黑暗时期读到他的小说，就是我埋头于存在主义的小说之后。我活在情绪的低洼里。

我站在其他人的后面去判断他们，以怀疑的态度去接触新相识。人们可以将我赢过去，是的，就仅仅是赢过去。

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Underground Man）中找到我麻木的角色类型，并继而接触到其他的角色，他们那满溢的善良使他们在尖锐的对比下尤见突出。

我无法不留意到那矛盾：拥有一切的托尔斯泰满怀暴躁与怨恨以终，失去一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却充满感激与灿烂。

监狱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它最初似乎是个咒诅：它强逼他近距离地跟那些盗贼、杀人犯和酗酒的农民一起生活。

确实地，他后来回想在监狱里所忍受的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他在那些农民囚犯中遇见的尖刻仇恨，他们视他为那些落难的上流阶层的一分子。

这个启示带来一个极大的震撼，因为他的贵族朋友所带领的改革运动，正是要为那些鄙视他的人带来权利。

他与这些囚犯的共同生活后来赋予他的小说无可比拟的角色刻画，就如在《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中的杀人犯罗斯科尔尼科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内在美善的自由主义观点，并无法解释他在同囚者身上所见的绝对邪恶，而他的神学观也必须就着这个新的实况而调整。

然而经过时间的淘炼，他在囚犯中最低劣的人身上瞥见上帝的形象。

像托尔斯泰一样，他在那些农民中发现传统基督教剩余的遗迹，那亦是他开始视之为他们重新开始的唯一盼望。他逐渐相信，只有通过被爱，一个人才能够去爱。

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他部分的任务为“提升那些低下的人”。在他写的那些卓越和复杂的小说中，他所做的正是那样，就是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眼中挽回一个阶层：农民和被遗弃的罪犯。

他开始看见自己就是那个离乡背井的浪子，在远方跟猪群与畜牲同住。

他总结说，每一个罪犯都与浪子一样感到自己并不在家而是在途。

叫囚犯生存下去的是盼望，“这奇怪的焦急而热切的盼望”，期待监狱的墙外有些什么正在等待着。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铁窗后面的盼望成了永恒盼望的一个象征，就是当他在广场听见死亡判决时刹那间所感受到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逐渐确信，相信不朽事实上是毋须视此生为毫无意义的唯一途径。

在那个时候，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正在把玩虚无主义那刺激的新哲学，就是相信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所有道德都是随意的、并没有慈爱的上帝掌管这个世界、所有行动都是被我们的生理预先决定、爱情是跟性欲不可分割的身体感觉。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放逐中获释后，在其作品中逐一驳斥这些宣称。他并不与他们过多争论，只是展现这些意念实践出来的后果。

举例来说，他的小说《着魔者》（The Possessed）叙述一个改编自真实事件的故事，就是一些有承担的革命分子杀害自己组织里的人，以作为解决彼此分歧最方便的方法。

《罪与罚》展示一个尼采式的“超凡人”生活于一般道德规范之上的结局，那人纯粹为了体验和经历而犯下两桩谋杀。

然而，一个尖锐的恩典音符总是随后响起。事实上，我正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开始体验到恩典，那不是一个神学概念，而是一个呈现于没有恩典的世界的活生生事实。

纵然《罪与罚》描述一个卑劣的人犯下卑劣的罪行，令人安慰的恩典膏油却透过悔改的妓女桑妮亚进到罗斯科尔尼科夫的生命，她跟着他一直去到西伯利亚并引领他完成救赎。

“爱令他们再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一颗心为了另一颗心而蕴含无限生命的泉源。”

在《白痴》（The Idiot）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个奇怪和无常的癫痫症公爵的形态，去展现一个基督的形象。

安静、神秘的梅诗金公爵出入于俄罗斯上流社会的圈子，暴露出他们的虚伪，同时以美善与真理照亮他们的生命。

《白痴》最后的一幕或许展现了所有文学中最动人的恩典描述：“白痴”公爵悲悯地拥抱着那个刚杀死自己爱人的男人。

在一个由律法所管治的世界，恩典是一个矛盾的记号。

我们要求公平；福音却让我们看见一个无辜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叫喊：“父啊，赦免他们。”

我们重视名誉地位，福音却提升那些税吏、浪子和撒马利亚人；我们要求成功，福音却颠覆了那些信念，将贫穷和被蹂躏的放到前头，而富足和有名的则放到后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监狱的恶劣环境遇上了基督，就在那些嘲笑他的疾病并鄙视他的优点的囚友之中、在最矛盾之处理解了恩典。

恩典曾降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上。因赌博和杂志事业失败而债台高筑的他，陷入了一个无良出版商的计策中：倘若他不能够在限定日子前交出一部新的小说，那出版商便可以拥有他以往所有作品的版权。

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着写作的压力而耽搁动笔，直到离限期只有三星期。正当他感到绝望无法完成任务的时候，十九岁的速记员安娜出现了。他在几日前刚刚癫痫病发，心情糟透了。

他起初对她非常严苛，责骂她，嫌她的速度不够快。她彻夜地工作，将他的每一个字记下，回家再抄写一次后在第二日便带回已经更正的文稿。

她以这样超凡的毅力，赢取了他的信任，并慢慢地从他那里哄出一部小说《赌徒》（The Gambler），并赶及在限期前两小时交稿。

在那个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认识到他这位速记员的魅力，并向她求婚。

安娜并不感到他吸引人；众所周知，这个大她二十五岁的乱糟糟的鳏夫还有酗酒和赌博的癖好。然而她同情他，知道他需要她。

她作出相当重大的个人牺牲，同意了这求婚，搬进他家整理他的事业和家当，并给了他十五年愉快的日子。

“那神奇的年日”——他的传记作家这样形容，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那段日子完成他所有的名著。

整理：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