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伯里（John Singleton Copley）是十九世纪英国最有名的律法权威，曾任英国首席检察司、上议院议长、剑桥大学校长，被英皇赐名为林贺思公爵（Lord Lyndhurst）。他去世后，他的亲属在一些文件中，找到了他谈及自己基督教信仰的详尽记载，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清楚明白那证据是什么，有关复活的证据至今尚未被人所攻破” 1。

       信仰和反对基督教的人都知道，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基石。所以，复活的真实与否，一直是双方交锋的核心所在。但耶稣复活的史实一直迄然耸立，无人能够推翻，两千年前如此，中世纪亦然，上个世纪是这样，如今仍也未变。柯伯里的话，同样切合今天的实际。

  律师莫理逊（Frank Morison）认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不是神。他认为用复活这样喜剧性的童话来结束耶稣的一生，是破坏了耶稣的形象。他立志要将耶稣在世的最后几天中的事完全追记下来，以正视听，还耶稣英雄本色。

       他本打算尽可能删去有关神迹的一切记录，并准备对耶稣复活一事绝口不提。他认为自己是个律师，有足够的判断力，能把耶稣复活这个骗局和迷信揭穿，以便一劳永逸地推倒基督教信仰。可是，他详尽研究的结果，与他的初衷相悖，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接受了耶稣复活的事实。他的著作《历史性的大审判》（Who Moved the Stone？）是一本畅销书，第一章的题目是“一本写不出来的书” 2。

  利特尔敦（Lord Lyttelton）是文人兼政治家，曾任英国国会议员和财政部长，他曾追述他与他一个做法官的朋友韦斯特（Gilbert West）的一段往事。他俩年轻时都深信《圣经》是一本欺骗人的书，并决意要揭发其中的虚伪。利特尔敦立志找出大数人扫罗从未变成使徒保罗的证据，韦氏则从事印证耶稣没有复活。

       他们分头研究了相当长的时期。结果，二人均因为竭力找寻证据想推翻基督教信仰，反而在证据面前放弃了偏见，悔改归信了基督。当他们碰面时，都觉得有些腼腆。

       他们没能按预想的计划因揭发了虚伪而欢呼，却彼此由衷地庆贺认识了神所启示的《圣经》。后来韦氏写了一本书《由历史及考证资料看耶稣基督之复活》（Observa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Evidences of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在该书的扉页上，韦氏引用了一句古语：“对真理未曾下过研究工夫者，实不宜信口随意批评” 3。

  孟沃伟（John Warwick Montgomery）一九三一年出生于纽约州，一九五二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康乃尔大学，继而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韦登堡大学、芝加哥大学及法国Strasbourg 大学获硕士、神学士、哲学博士等学位。历任文学、神学和法学教授，著作甚丰。

        他在《历史与基督教》（History and Christianity）第一章中写道：“在这本书内，笔者准备不厌其烦地再提出这些问题：耶稣是谁？他自称是谁？有何根据？本章与第三章将讨论耶稣的生平、身分及其使命的历史实录，以作为第三、四两章的背景，因为在后两章内，我们将要讨论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如何从死里复活，以证明他实在是他所自称的那一位。

       这些讨论的题目难免会引起面红耳赤的争论，因为这关系到人生哲学的检讨与批判。虽然如此，我仍乐于与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些问题，因为笔者在康乃尔大学攻读哲学时，就曾面对这些难题，结果变成了基督徒。诚如剑桥大学教授鲁益师（C. S. Lewis）所说，我是在‘拳打脚踢’、满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历史的证据硬拖入主的国度里。

       从那时起，我对基督教的认识越深，就越觉得其宇宙观实在是完美无瑕，叫人经历越多，就越满足。因此我如今乐于向各位郑重推荐” 4。

  孟沃伟提及的鲁益师于一八九八年生于爱尔兰，在一个学院读了一年书以后，全靠自学，在牛津大学首次获得三重学位，一九五四年出任剑桥大学教授。他是一个拥有独特恩赐和逻辑头脑的基督徒作家，其作品畅销全球，享誉世界。年轻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后来神将他“团团围困”，《圣经》的历史可靠性使他不得不降服在神的面前。

       他在描述他自己如何抛弃无神论、归依基督时，有如下自白：“一九二六年初，我所认得的无神论者中之最顽强者，在我房间内和我对坐烤火。他对我说：‘福音书的历史性看来十分可靠。’‘奇怪得很’，他接著说：‘弗锐瑟（Frazer）笔下那位受死的神，好像真正曾发生过似的。’

       读者必须先认识我这位朋友（自那次以后，他没有再对基督教表示任何兴趣），才能想像他这句话给我何等非同小可的当头棒喝。我悚然大惊：倘若这位犬儒中的犬儒，刚硬者中的刚硬者，尚且不能觉得‘安全’，我还有何地可站，难道真的没有逃脱的余地了吗” 5?“我所最不期望的，是他的无情步伐。

       可是，它却偏偏临近我。我最惊怕的东西，最后也来临了。就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一主日，我在神前跪下祷告，承认他是真神。也许那天夜里，全英伦最勉强不过的悔改，就是我的悔改了。我当时并不觉得这是最光荣重要的事，现在我却认为是了。圣灵居然谦逊地接纳一位像我这样的人。浪子终于脚踏实地回家去了。

        这个浪子，一个游荡、挣扎、愤恨、还游视每个方向、想逃之夭夭的人，究竟是谁愿意大方地接纳他呢？所以，‘强迫人入教实在被不法之徒滥用得太多了，这使一般人对入教产生误解和拒绝。事实上，这恰好显示神的恩典是多么长阔高深’”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