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回忆录《见证》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斯大林很欣赏一位文学评论家，他叫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伏伦斯基，是一位神甫的儿子。

伏伦斯基曾创办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红色纯女地》，这是苏联第一份大型文学和政论杂志，发表过高尔基、马卡连柯、左琴科、巴别尔、叶赛宁等人的小说和诗歌。

斯大林身边有太多说奉承话的人，但他所欣赏的伏伦斯基却没有说过一句。

因为伏伦斯基不愿意奉承斯大林，斯大林把他流放到利佩茨克，可是后来又把他召回莫斯科。对于随时下令除掉异议人士的斯大林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事。

斯大林不甘心，带着伏伦斯基去看歌剧，就是想听到这个评论家赞美自己的话。

“瞧，你现在知道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建成了吧？你看到我已经在俄国建成了社会主义了吧？”斯大林坐在歌剧院豪华座椅上，侧身问伏伦斯基。

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中说，只要伏伦斯基点一下头，他就能成为斯大林的顾问，但是他却回答说：“对，我看到你为自己在克里姆林宫里建成了社会主义。”斯大林非常恼火，下令说：“把他带回去。”

斯大林又尝试了好几次，想让伏伦斯基悬崖勒马，但是毫无效果。

伏伦斯基在监狱医院病重的时候，斯大林去看他，想说服他在死去之前悔过。但伏伦斯基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对他说：“见鬼去罢！”他死在监狱里，至死没有屈服。

在苏联高压统治时期，虽然异议人士遭到残酷迫害，但像伏伦斯基这样宁可遭受逮捕甚至枪杀也不愿撒谎的作家却大有人在。

在《前苏联作家为何敢对权力说不》中，狄马提到作家布尔加科夫的一桩轶事。

布尔加科夫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的小说没有一篇能在苏联发表，其剧作也几乎全部被禁演。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等待他的只有“贫穷、流落街头和死亡。”

布尔加科夫的书桌里常年放着一把枪，以便在被人逮捕或活不下去的时候自杀。但即便这样，他仍然不肯按照当局的意图修改作品。斯大林曾希望他在《逃亡》一剧的八个梦外“再增加一两个梦，使观众能够了解布尔什维克做得完全正确”，他没有理睬。

在一封致斯大林的信中，布尔加科夫写道：“在苏联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有人劝我在狼皮上涂点颜色，这是个愚不可及的劝告。涂上颜色的狼也罢，剪去狼毛的狼也罢，怎么也像不了一只哈巴狗。”

并非只有布尔加科夫不愿意做一只哈巴狗，在前苏联不少作家身上，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正直勇敢的品格。他们坚持直面现实，忠于良知。他们用手中的笔揭去层层谎言，只为了把真相告诉人们。

                  弗拉基米尔路  列维坦 

索尔仁尼琴在《莫要靠谎言过日子》中说：“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就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

坚持说真话让许多作家付出沉重的代价，流放、劳改、驱逐、死刑......然而他们的作品留存下来。而今，当年那些为独裁者歌功颂德的文字早已被丢进了垃圾堆，这些一度遭受冷遇的诚实文字却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丰富宝藏，散发出灿烂的光辉。

这些作家说真话的勇气和俄罗斯上千年历史的神圣信仰有密切关系。在苏联时期，基督信仰虽然遭到打压，但这些作家的根脉却扎在深深积淀的沃土里。

在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先知一样的牺牲精神。

 《圣经.列王记》中，记载着先知米该雅的故事。以色列王亚哈要发动一场对亚兰国的战争。他周围的假先知都围着他说奉承的话，说以色列王一定会大获全胜。唯独屡次警戒亚哈王的先知米该雅指出他必要失败灭亡的结局。

因为米该雅的仗义直言，遭到众多假先知的侮辱和围攻。亚哈王也勃然大怒，把米该雅关在监狱里。在接下来的战争里，不愿意听真话的亚哈王果然兵败身亡。

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里，真正需要的不是歌功颂德的人，而是既有深刻洞见又敢于直言的先知性作家。先知性作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不会因为强权的恫吓而放弃说话的权利，更不会为了肉身的争宠而散布谎言，愚弄人民。

不可作假见证，是上帝向人类颁布的十诫之一。不说谎，既是人类应该坚守的底线，也是文学最起码的标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同样需要说真话的勇气。

当然，说真话会带来种种危险。因为说真话，也许会被剥夺上课的权利，也许会被剥夺出版的权利，也许会遭到随伙作恶的围攻，但正因为火一样的考验，这些真话才显现出金子一样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