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涅瓦河畔的炮声响起，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种目光掺杂着好奇和钦佩。

就像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一样，高尚的苏维埃理想，拥有无穷的魅力。一时之间，国际上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几乎全都步调一致，对苏维埃俄国给予了热情的颂赞。

令人尴尬的是，苏联在之后很长一段岁月里的表现，仿佛被恶意做空的股票，跌破了所有人的心理价位。这真是应了那句话：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鲁迅走得早，至死不改初衷；胡适活得长，有幸看到了乌托邦另一面。这又应了一句话：活久见。

提起"活久见"，不得不说一个人——罗素。这位公知领袖、才子班头，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也是活得最久的知识分子。罗素活了98岁，并且曾经亲自游历苏联，因此，他在不同时期对苏俄的看法，于我们似乎更有参考价值。

十月革命刚爆发时，罗素的态度与多数人并无二致，既兴奋，又期待。他动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向英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打听苏俄近况，却因为隔得太远不得要领。1920年，罗素为了尽可能地观察当地局势，亲自去了一趟俄国，并与列宁等人长谈。

罗素游玩西湖，看见轿夫十分辛苦，却有说有笑，不知忧愁为何物。罗素受到震撼，遂撰文称赞轿夫乐天知命，懂得享受幸福。听了罗素的论调，鲁迅颇为不满，也写了篇随笔，讽刺罗素：“如果轿夫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的中国了”。

罗素和鲁迅对“无产者”有着迥异的看法，这源自他们对苏俄的不同态度。如今，那套鼓动仇恨的理论，所带来的灾难，已成历史事实。罗鲁二人的这段公案，孰对孰错无需赘言。

晚年的罗素致力于和平事业，他认为“人类时刻面临着灭顶之灾”。促使罗素作出这个可怕的预言，是无时不在的核威胁与核讹诈。

罗素满怀忧虑地指出，如果世界大战再次爆发，恐怖平衡将被打破，再没有人会遵守禁核约定，投入战争的每一方，都会大量制造氢弹和原子弹，而一场动用原子弹和氢弹的战争，绝不可能有任何赢家，我们作为地球人的一员，要么选择活在一起，要么选择共同死去。

罗素无法容忍自己成为狂热迷信之徒。他深知在复杂的历史处境中，没有人可以一劳永逸地置身于理性、真理和光明的世界，而将敌手贬为愚昧、荒谬和黑暗的另一边。恰如罗素本人所言：“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

免予恐惧的自由，这是罗素所真正坚持的思想和行动底线。也正是这一点，让因思想独立而“跳来跳去”的罗素，与犹疑来自于“看别人正在干什么，或者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划清了界限。

要了解罗素必须先从读他的传记开始，更要读他的作品。爱因斯坦曾说：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想了解西方文化，先读懂罗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