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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腐的政治理想,让他成了最不受待见的人

文章来源|先知书店

作者|屏营

导 语


那个时代真正的孤家寡人,不是紫禁城里的慈禧和光绪,而是他——康有为。康有为在理想层面走得越急,越急切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就越形单影只。


 正文 TEXT 



鲁迅在评点《红楼梦》时,曾经说过一段话:“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复杂的事物,必然有多重的评价与面相。这句话放到重要的历史人物身上,也是成立的。
 
比如,近代历史人物——无论曾国藩、李鸿章,还是蒋介石,都曾被塑造为再造玄黄的大英雄,后来又成了另一种相反的存在。但是,无论哪一种,在当时,虽有反对者,但拥趸者更众。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人物中,就有一位异类:
 
无论他得意,还是落魄,无论政治理想,还是个人私德,都饱受诟病,不被当时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所待见。
 
可以说,那个时代真正的孤家寡人,不是紫禁城里的慈禧和光绪,而是他——康有为。

▍“成功”的康有为
 
在世俗层面,康有为无疑是成功的:
 
◎少年得志,学问超群的“康圣人”
 
康有为天资聪颖,5岁能读唐诗,6岁读《大学》《中庸》《论语》,三十出头就考中了进士。
 
考举之余,康有为先后写作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一问世即名震天下,几乎颠覆了当时的整个思想界,因此他被称为“南海圣人”、“孔子再世”。
 
◎洞察时机,一举成为帝党领袖
 
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只是北上来京临时办事,但他敏锐察觉到这将是自己人生的重大转机,并一举借助京城内外对甲午战败的汹涌舆情,成为备受瞩目的维新领袖。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仓皇出逃到国外,通过文章和演说,把慈禧塑造成老顽固,通过真假难辨的光绪帝“瀛台泣血”的悲情故事,博取了海外最广泛的同情与支持,革命党甚至一度被边缘化。
 


◎深谙商业之道,并大获成功
 
与孙中山向海外华侨募捐革命经费不同,康有为远遁海外后,在加拿大创立了一家“保救大清皇帝公司”,这是一家用企业的方式运转的政治组织——只要认同他的理念,都可以投资入股。
 
“公司”名下的产业也十分丰富,包括了矿山、商店、报社、书店等多个门类。1906年,康有为砸钱在墨西哥炒地皮,仅此一项,就赚了十多万墨西哥银元。

康有为做“生意”的足迹遍布全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到过英、法、意、日、美、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印度、越南、缅甸、巴西、埃及等42个国家和地区。”
 
这是当时任何知识分子都不具备的能力和阅历。
 
◎晚年归隐林泉,优渥而终
 
晚年的康有为,尽管早被时代抛弃,沦为“反面历史人物”。但他以上海为基地,时而北上青岛,时而南下杭州,仍过着轻松惬意的隐居生活。
 


生逢乱世,很多知识分子连个人糊口度日都成问题。不过,对于康有为,这根本就不是个事。

康有为家中妻儿老小、门生故吏、佣人门卫多达上百人,但依靠在上海投资的地产,加上各种学术著作的版税,整个大家庭始终维持着上等优渥的生活。
 
相比命丧黄泉的“戊戌六君子”,身败名裂、忧惧而死的袁世凯,一度风光无限、晚年却经历人间沧桑的杨度等人,康有为是少之又少的生活惬意而又“善终”者。

▍最不受待见的“孤家寡人”


世俗层面的成功,却无法掩饰康有为政治理想的全面溃败——戊戌变法失败后的30年,中国历史风起云涌,江山代有才人出,而康有为几乎不见容于任何政治势力,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1840年以来的中国,尤其是20世纪前30年,先后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思潮和政治力量,主要有:
 
◎顽固守旧的保皇派
 
主要是维护满清统治的遗老遗少。最初,他们抵制西方的技术,反对洋务运动;后来他们抵制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反对改良。
 
◎改良派,主张以改良、而非革命的方式促进中国近代化
 
改良派至少可分为洋务派与维新派两种。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有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官僚士绅阶层,他们相信中国的儒家传统可以吸收西方的实用技术,因此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实现器物近代化。
 
而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康有为、戊戌六君子等知识分子,以及后来的张謇等立宪派。与洋务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认为传统文化的制度束缚,才是中国致弱的根本,主张毕其功于一役,通过迅猛的改革,以实现君主立宪。


 
◎革命派,主张激进革命,实现五族共和
 
主要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是国民党的前身。革命党内部派系复杂,辛亥革命成功后,迅速被手握实权的袁世凯边缘化,20年代通过北伐,统一中国。
 
◎北洋军阀,“共和—复辟—割据”的拉锯
 
北洋军阀主要有三个阶段:包括从袁世凯主政到称帝失败、张勋复辟帝制、段祺瑞、曹锟、张作霖等各方的军阀混战时期。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或保守、或激进的思潮和政治力量。

以上历史阶段的各种政治力量,主张不同,政治伦理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对康有为都很不待见。让我们把历史镜头拉到康有为的弥留之际。
 
1927年3月,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浩浩荡荡开进大上海,古稀之年的康有为作为被点名的“保皇余孽”,担心不利,为避锋芒,匆忙乘船渡海至青岛。
 
避难舟中,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十余天前的那场七十大寿宛如幻梦。
 
寿筵之时,末代皇帝溥仪派人送来的贺礼令康有为受宠若惊,他最后一次以帝国贤臣的名义,给“皇上”写“奏折”。
 
在奏章中,康有为追忆了自己一生的坚持与“理想”的失败,感慨道:“我虽然用尽心力,谋求让您重掌权力。但是,人事纷繁艰难,天道变易。我这个老头子,一点办法也没有。每想到家国的境况,便只有求死的心情。”
 
到青岛不久,他忽然若有所思地对身边的人说:“在中国,我无立锥之地了”,一个人为理想奋斗一生,却落得如此下场,伤心可想而知。
 
几天后,康有为猝然而逝。
 
虽然世人给康有为贴的标签是“保皇派”,但是当流亡的溥仪想给康有为赏赐一个谥号时,却被身边的封建遗老阻止了。
 
保皇派不待见康有为。他们不待见康有为,说康有为“保皇”,是“别有用心”,在他们眼中,康有为是“保国家不保大清”,或者说,“保皇”是康有为的手段,而非政治理想。
 
改良派不待见康有为。共和后,曾经的变法同党严复激烈批评康有为戊戌年间激进的变法,破坏了慈禧、光绪脆弱的关系,认为康有为是真正亡清260年社稷的人。

弟子梁启超在康有为逝世前几年就同他反目为仇,转而支持共和派,斥责康有为是“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军阀更不待见他,哪怕是政治盟友。康有为一生力主君主立宪,但当袁世凯搞复辟时,就连严复、杨度等人都为其大力鼓吹,康有为却不为所动,甚至大加鞭挞。
 
奇怪的是,“手握实权的袁世凯复辟不行,傀儡一般存在的溥仪就可以”,仅仅一年后,当军阀出身的张勋,倒行逆施将溥仪推上皇帝宝座时,康有为作为“谋主”,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二春。

这一“不可理喻”,在于康有为对在中国搞君主立宪的理解——唯有虚君,才可能共和。

然而,他的政治盟友张勋,比谁都讨厌这位“康圣人”,说他“真是腐儒不足与谋”。



革命派更欲除之而后快。革命派元老章太炎,在送给康有为七十大寿的对联里讽刺他说:“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用“妖孽”和“贼”来形容他的理想与追求。

国民党的北伐军没抓住康有为,但以“保皇余孽”为由,没收了他杭州的房产。
 
康有为的种种不受待见,究其原因,正如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中所说:他就像是永不放弃的唐吉诃德,一生投入了注定无法成功的冒险。

▍康有为的悲剧:儒家的政治理想,撑不起现代化的历史大势


康有为的悲剧,首先在于他的道德理想与现实的撕裂——1840年以来的中国,当中国被拖入现代化进程,无论接受,还是排斥,历史大势不可逆转。

但是,以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为底色的康有为,纵然学贯中西,天纵英才,始终无法扭转历史大势,这注定了他只能成为时代的少数派,既无力打破也无法逃脱。
 
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写道,康有为尽管披着西方的外衣,但他的政治理想,其实还是传统的“得君行道”的那一套——借助皇帝的权势去实行天道
 
一方面,“康有为在他的时代,找到了君主立宪这个新天道,然后四方奔走,想要得君,然后行道,可他想得的君,要么是被软禁的光绪,要么是流亡的溥仪。”
 
另一方面,他“中西结合”的救国方案,即使遇到明君,也不可能真正地解决问题——他没有意识到,西方宪制自有它生长的道德根基和伦理机制(王人博,《1840年以来的中国》,P148)
 
康有为始终相信只有文化与制度嫁接起来,汇通东西——西方的物质文明结合孔夫子的教诲,才能重建中国人衰微的价值世界。
 



但语境的拧巴和逻辑上的不自恰,注定了结果——康有为用儒家重新解释了君主立宪的新天道,表面上是在沟通中西双方,实际上在双方眼里都成了异类。
 
胡适曾经感慨道:“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们出了死力去驳康有为,我们今日也痛骂康有为。但二十年前的中国,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国,却骂康有为太旧”(延伸阅读《胡适精选文集》)


因为“立宪”,被守旧派攻击太激进,是革命派打进内部的奸细;

因为坚持“君主”存在的必要性,被革命派攻击太保守,视为儒家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铁证。

可见,康有为在理想层面走得越急,越急切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就越形单影只。

▍巨人、侏儒,还是自足的孤独者”?

尽管康有为的政治理想,未必是那个时代最超前的,甚至可能是落后于时代的。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一生忠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并身体力行,至死不渝。

这比起那些嘴上标榜“再造共和”,私下却为利益“私相授受”者,是值得尊敬的。

以当时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形势,人心思变,加之政治利益的纠葛,思想者、政治家不断“进步,改换门庭早已司空见惯——

比如守旧派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在甲午战后转为了维新派;袁世凯一开始是洋务派,辛亥革命时又转而与革命派同谋,晚年又复辟倒回到帝制时代;孙中山最开始是维新派,后来转入了革命派。

哪怕被视为“顽固派头子”的慈禧太后,其实也在不断地变化。在洋务运动时她支持洋务,戊戌变法时一度放任维新改良,戊戌政变与庚子事变时又成为守旧派,到清末新政时又变为立宪派。
 
唯有康有为,是个对理想自足的孤独者,一生只有一个理想——君主立宪。
 
戊戌变法时,作为“维新派”康有为是这么主张,到了张勋复辟时,康有为作为“保皇派”还是这么主张。即便到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混战时代,康有为还是这么主张。
 
当共和成为时髦,连小孩都不无嘲讽地说,康有为已经由“历史巨人蜕变为“历史侏儒”时,也许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像康有为这样的人,与其说真的远离了这个世界,不如说他只是坚守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又走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口。

1840年以来的中国,对这段历史我们已经再熟悉不过了。从大事件、大人物、主流思潮等角度,阐述这段历史的作品,也已经太多了。

比关注单线条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二者背后的思潮更重要的,是能够从各种要素错综纠缠的历史中,获得对历史的洞察与智识,并照进现实与未来。王人博老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本文主要观点的出处,正是这样一本书。

比如,对康有为来说,虽然早已“盖棺定论”,但王人博老师以宪法学者的严谨、史学家的洞察、哲学家的智慧,让我们看到了他既熟悉又陌生,既悲其政治理想之顽迂,又敬其为其理想始终不渝的形象。

其实,对康有为的洞察,只是本书中的一个例子,贯通大事件和主要思潮的历史人物,还有孙中山、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大名鼎鼎者,堪称一部面对三千年未有变局的众生相。

有人说,以什么样的视角和洞察去回望历史,决定着我们用什么样的视野和智识来关切现实,塑造未来。因此,推荐这部视角独特,既能拓宽历史视野,又能获得现实洞察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您可点击下图或识别二维码,进一步了解图书详情,一键购书,购书即赞赏。

|雅各书4:12|

 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

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

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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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人:恩典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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