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两朵与西方文明

赵晓：香柏机构主席、经济学家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宗教被推翻了，人的七情六欲吃喝拉撒得以正名，再然后资本主义就兴起了，最后就有了现代文明”——这正是很多中国人对市场经济以及西方文明演变的基本认知，却是一系列严重错误的观点，甚至是对整个西方历史、西方文化以及西方宗教的歪曲和污蔑，也因此带来对中国文明转型的误判。

那真相到底是怎样？

1517年，绝对是人类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一年。很多西方学者在写历史时，都会将1517年作为分界点，写成1517年之前的世界（欧洲）和1517年之后的世界（欧洲）。因为，1517年发生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让我们从1517年谈起，回溯西方近现代史，还原历史，了解真实的西方文明。 

“上帝死了吗？”从字面上去理解尼采说的“上帝死了”，大概只能得出“上帝不存在”“不再信上帝”这样的观点。但是尼采所说意不在此。

尼采说“上帝死了”，是宣告：在人眼中，上帝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或者说人已经长大了，人靠自己的理性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甚至人可以成为超人，即“上帝”！

14-16世纪之后，特别从17-18世纪的欧洲大陆就是这样一个“人文主义”不断兴起的世纪，19、20世纪则是17、18世纪欧陆思想的实验。科学飞速进展，人们迷信人的理性，以为靠自己不靠上帝就可以活得好好的，不再需要超自然的神了。人无视上帝、无需上帝，所以喊出“上帝死了”。

人，本来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但如今人偏离了神的道，人不再像 神，人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变形、变态，直至引爆两次世界大战；但即便战争也没有让心灵归回，所以人的心也逐渐死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最终走向的是一片白茫茫虚无，“LGBT运动（本质就是国际同性恋运动）“引领下的欧陆逐渐沦入低生育后被”绿化“的困境。

“上帝死了”，表明的是人对自身理性和人性的极度自信。然而，搞经济学的都知道，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是靠不住的。读大学经济系，老师会宣讲人的理性最大化，称之为经济学的基础与前提。

读研究生的时候，老师却会说“人的确是理性的，但只是有限理性而已！”不仅人的理性靠不住，人的道德以及人的信息也都有限、都靠不住！

自负最为致命，理性的自负更是致命！西方世界特别是欧洲大陆从神本转向人本之后，随之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欧陆沦为废墟。

德国人最为理性，出了黑格尔、尼采等一大批哲学大师，但最理性的德国人恰恰做了最不理性的事，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且均以惨败告终，害人害已！

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同样沦入法西斯之手，兴起启蒙运动并高扬人文主义的法国则出现了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欧陆引领人类离神越来越远，从神本主义逐渐转向人本主义；然后是无神论兴起，最后是步入了更为自我、纵欲的后现代文化。

巴黎公社之后，无神论被推举，又经苏俄包装，进入中国，最后无神论被我们中国继承，并被作为西方先进文明与“救世良方”被高举。其实，我们中国古人本是敬天慕道的文化，也就是神本文化或天道文明（参见杨鹏《“上帝在中国”源流考》）。

如果接受同一种思想的一群人可以被视为一个民族，那么至少表面上，今天的许多人的确和前苏联称得上是同一个民族。因为我们拒绝继承中国古人信仰天道的文化，转而接受了苏式无神论思想。

幸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厚，中国人聪明且善于反思，因此，中华文明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变化空间与可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一改过去的做法，大力吸收市场经济之“海洋文明“因子，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且承载着无限的希望。

中国人主要受从人文主义到无神论之花开一朵的思想影响，没搞清楚历史情况，看到马丁·路德反对天主教（1517年）就以为他反对上帝。其实这是大错特错，是对马丁·路德全然的偏见和误解。

其实，有神论最大的敌人不是无神论而是“假神“，信仰最大的敌人恰恰是牢笼人的宗教。马丁·路德反对的是教权，是天主教的教权，他高举和竭力主张的是神权。马丁·路德认为在人和神之间不应该受到教权的限制，人的话没有绝对权威，即使是教皇。

但他在否定教权的同时，高举神权，呼吁人民回归上帝，回归真理的根基，《圣经》才是最高的权威。兴盛于文艺复兴之后，启蒙运动之前的”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16世纪至17世纪）“运动最终归纳出”五个唯独“的思想与主张：

所以，马丁·路德否定教权也否定人本，他崇尚的是上帝，是神本。在他及宗教改革人士看来，一切披着“反对上帝”以及“人本”外套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

除了把“否定教权、高举神权”作为纲领，新教思想还否定了“圣俗二分（只有教职是神圣的，其他工作则是世俗的）”，主张“一切的一切要由信心来衡量”：如果牧师讲道不是出于上帝，那也是世俗的；如果经商是出于上帝，那就是神圣的。

新教改革者非常认同：“推动摇篮的手，推动世界的手”。意思是，一个妇女在家里看孩子，如果是上帝让她看的，那么她的工作跟神父在教堂里讲道并没有什么区别。

人的工作不分贵贱，不分圣俗，不在于权位也不在于做了什么，而在于工作是否出于上帝的使命与呼召，是否完成了上帝交与的职分，也就是履行了“天职”。中国人经常讲“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上天及其呼召，何来“天职”一说？

原来，世俗的工作也具有神圣性！经商、育儿等寻常工作第一次具有了神圣的意义和价值。如此，“新教民族”焕发出巨大的工作动力。随之，荷兰等新教地区（国家）经济萌芽，快速兴起。

“以新教信仰的虔诚、以热爱基督的热忱来对待工作！”这是新教伦理的一大特征，以此蕴育了资本主义精神推动市场经济的诞生。

历史现实与以往传讲的如此不同，如此历史我们闻所未闻，我们的教材也素未传讲或语焉不详，是因为以往我们没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支”，而是“另外一支，按下不表”。所以很多国人对真正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实是闻所未闻；即便中国的知识分子偶尔读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是一知半解，将信将疑。

眼看新教为荷兰带来发展，天主教急眼了，断然以“上帝的名义”发动战争攻打荷兰（1568年始的“八十年战争”）。本来荷兰还不是国家，面积特小，就阿姆斯特丹等几个城市。但是“打就打！谁怕谁！”结果以小博大，居然打赢了，而且迎来经济繁荣盛况。

荷兰国家（1648年，七省联合共和国）也因此逐渐建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新教国家、宪政民主国家（1848年）、市场经济国家、宗教自由国家（1579年）以及第一个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大国——“海上马车夫（17世纪）”。荷兰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比伦敦资源交易所早了一百多年，还诞生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简称VOC，始于1602-1799解散）等世界知名公司。

荷兰兴起之后，英国也开始转向新教（16世纪以后），天主教当然又不干了，于是英国内部发生了分裂。天主教想要复辟，荷兰执政者威廉三世带了一万五千新教精兵，横渡英吉利海峡，结果令英国詹姆斯二世逃亡法国。

这次“斗争 ”被称为“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1688-1689年）”，没有流一滴血，没有死一个人，整个英国从此转向新教。 

过去中国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么英国就叫“一部《圣经》治天下”。荷兰人威廉三世成为英国的最高统治者之后，颁布了“权利法案（内容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国王等）”。

从此，新教英国迅速崛起，而且一飞冲天，曾统治人类1/4的土地和人口，历时三个多世纪，被誉为“日不落帝国”，也被国际社会及历史学界视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殖民帝国（1919年有效管辖面积为3367万平方公里，超过蒙古帝国极盛时的3300万平方公里面积）。

有人曾问伊丽莎白女王“英国崛起的奥秘是什么？”，女王指着《圣经》，说：“这就是我们的宪法，我们的奥秘都在《圣经》里！”

新教美国：自认为“山上之城”的国家

新教民族自荷兰、英国，又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而美国的新教精英自认美国是一座“山上之城（City upon a hill，约翰·温斯罗普，1630年）”，为的就是引领世界，让全世界都看到基督的荣耀，看到十字架的光芒。

美国在短短两百年内，迅速崛起，发展出人类迄今为止最高级科技文明、市场文明、政治文明等形态，进而建立并引领全球经贸、货币金融与国际治理秩序。无论崇美还是反美，都不得不承认美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美国全球性超级大国的地位。

美国的历史和作为，中国人较为理解，故不必细说。中国人所不太清楚的是，这个国家是以新教立国，故骨子里仍是一个新教国家。

如果对于中国人来说，国家独立与主权是核心权益，不可侵犯的话，那对于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来说，信仰自由则是第一自由，也是这个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心权益。

作为“身在书斋、心忧天下”的一介书生，多么盼望中国贸易谈判的代表能够懂得这一点进而在谈判中知已知彼、百战不殆！

人都是狭隘的，都喜欢选择性地挑自己这边的话来说。所以，历史从来都是当代史。人本与神本、无神与有神、欧陆与海洋之花开两朵，也总是各表一枝。

过去，我们讲的主要就是人文主义、无神论、欧陆西方一枝，却缺乏对宗教改革、有神论、神本主义、海洋文明那一枝的认识和理解，也因此无法理解东西方文明在500年中的变迁，这篇小文就权当是一个补漏，算是弥补了自陈独秀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对于西方观察的一点缺憾。中国要往前走，就需要向外学习，前提则是客观看待外部世界与人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