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美以美会教士何德兰，于1888年来华，担任北京汇文书院文科和神学教习。

他长期在中国生活，亲眼目睹了清王朝的最后岁月。他的传教策略与李提摩太相似，比较注重与帝国上层社会的来往，对晚清贵族阶层的生活，有诸多细致的观察。

而且，“二十多年来，何德兰太太一直担任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太后的妹妹以及北京的许多格格、福晋和贵妇的家庭医生”，何德兰因此得知深宫之中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真相。

在《慈禧与光绪》一书中，他记载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那就是光绪皇帝与圣经的一次相遇。尽管此次相遇未能改变光绪的生命，也未能改变大清帝国的命运，却堪称近代中国历史上极富戏剧性的一幕。

那时的中国，遭遇了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为秦汉以来未有之世变。中国不仅不再是独一无二的“神州”，而且面对西方挑衅屡战屡败，已至生死存亡之际。

西洋诸国，除了强大的武力，尚有别具一格之政治组织、经济力量、文化形态。短兵相接，中国的樊篱为之突破，立国基础为之震撼。

于是，张皇失措，自处处人，两无是处。

光绪在近代史上乃一悲剧人物，何德兰却对光绪皇帝的评介颇佳：“光绪是第一个身坐龙椅而面朝未来的人。”

历史很难假设：如果慈禧太后在戊戌变法之前即去世，光绪帝拥有全权，且将上层和民间的维新力量达成全面的整合，中国是否能够实现类似沙俄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创举呢？

戊戌变法的失败，是由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如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势力过于强大，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过于激进，当然也有光绪帝自身性格的弱点和策略的失误。

公允地说，光绪帝已经做了最大努力来拯救国家。他不应当因“成王败寇”受到严厉指责。

当时，光绪帝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已经进入到宗教信仰层面，其见识远比一般官僚高明。

明末中国的皇室，比较亲近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人士，甚至末代皇太后和皇后均接受了洗礼。最初满清夺取天下之后，出于稳定蒙古和西藏的需要，皇家宗教选择了藏传佛教。

但是，清初的皇家也颇为礼遇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康熙帝便阅读过汉译圣经及相关的宗教书籍，还亲自写过格律形式的赞美诗。

然而，雍正朝的“礼仪之争”，终于导致清廷下令驱逐西方传教士、禁止其在中土传教。此后长达一百多年里，中国境内基督教几乎绝迹。

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为新教进入中国之开端。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被迫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遂再次大批进入中国。

送圣经入宫廷、让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成为基督徒，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一条垂直的道路，这是许多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的愿望。因此1894年，中国的基督教女教徒，决定在来年慈禧太后60大寿时，送她一部新约圣经。

何德兰亲眼看到了这本制作极其精美的圣经，

尽管这是一件赏心悦目的礼物，但对圣经的过度装潢，确实产生了“买椟还珠”的负面作用。果然，清宫档案中并没有任何纪录，记载慈禧太后阅读过此本圣经。几经离乱之后，这本精美绝伦的圣经亦不知下落了。

以慈禧的教育水准和文化修养，在缺乏传教士带领和教导的情况下，确实很难独自阅读和理解圣经。但是，此事却使光绪皇帝对圣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清末教案频繁，每次教案都让朝廷头疼不已。基督教的迅速传播，也激发了士大夫阶层在文化及道德上的反感。

但是，朝廷在处理教案的时候，又不得不屈服于西方的武力和条约的限制，最终大都偏向于传教士一方。

光绪帝本人对基督教，并没有普通的士大夫那种天然的反感，此种宽容大度的心态大约承自于他的祖先康熙皇帝。

早在1891年，光绪就颁布过一道具有感染力的谕旨：

但是，究竟基督教的教义是什么，究竟圣经的内容是什么，光绪所知甚少。他仅仅从新派士大夫的著作，如汤震之《危言》、陈炽之《庸书》中，得到一些二手材料。

在此背景下，光绪对阅读全本的圣经原文颇有兴趣。

这大概就是光绪最希望知道的吧，而答案唯有从圣经中才能寻求到。

这个在何氏笔下绘声绘色的故事，大抵是真实的。

宫廷权力的运作规则便是“上行下效”：楚王好细腰，于是后宫皆减肥；光绪读圣经，太监焉能毫不理会呢？如果不是皇上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太监岂会没事找事，热衷于了解圣经，甚至不惜讨好一名与洋人有较多来往、对圣经多少有些了解的花匠呢？

光绪能够读懂汉译圣经吗？

显然，当时的光绪，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西学基础。长期担任帝师的翁同龢，虽然对新学西政所知不多，却充当了让学生了解新学西政的管道。

在光绪19岁时，翁为了讲说“圣贤治绩，不必尽同”，特进呈冯桂芬所著《校庐抗议》，谓为最切时宜，劝光绪留心洋务。

1891年，光绪开始学习英文，堪称近代中国历史上率先学习英文的帝王。

想想当初恭亲王主张建立同文馆的时候，经过了多少的周折，就可以推知，光绪学习英文需要克服多大的阻力！

光绪学习英文和西学是真心实意的。

何德兰在书中详细记叙了光绪学习英文的经过：“他下令任命了两位教师，并一反所有的惯例，允许他们教学时坐着，而不是跪着。因我和其中一名教师的孙子互学中英文，故对他学业上的进步很了解。”

光绪对英文老师在礼仪上的尊重，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平等观念，对明代之后逐渐强化的、至高无上的皇权，进行了某种形式上的“自我约束”。

光绪迫切地学习英文，并不是为了掌握一门新的语言，而是要用这门语言去探索一个广阔的新的知识系统。

“他急于学习，等不及向英国或美国订书了，所以官员们拜访各个学校和宗教团体，寻找适合初学者的初级课本……我就把当时我在书院教的天文学、地质学、动物学、生理学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科学书籍，转交给光绪帝。”

由此可见，光绪求知欲望之强，以及振兴国家愿望之迫切。

不过，作为一名职责明确的传教士，何德兰指出，光绪帝阅读圣经，还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层面，没有进入“生命”的层面。

由于皇家体制所囿，西方传教士或中国信徒，无法入宫面见光绪、直接向他传播福音。没有传教士或信徒的指导，光绪很难领受圣经真理。

何德兰充满遗憾地写道：“不要据此推测皇上正在变成基督徒。完全不是这样。”但他笔锋一转，又写道：“当然，他对基督教教义的兴趣，使得北京以及许多省的民众也开始学习、了解基督教，这从当时基督教书籍的销量可以看出来。”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光绪被慈禧幽禁在瀛台，也被剥夺了阅读包括圣经在内的各种西方书籍的权利，终是与基督信仰失之交臂。

光绪帝一生的悲剧，根源在于他皇帝的身份——尤其是在那旧的世界已经失去，新的世界还未来临之时。光绪大概不太可能谦卑地接受圣经的真理，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更不可能认识到基督教文明与西方崛起之间的深刻关联。

但是，我想：假如光绪成了一名基督徒，至少在他生命中最后的悲惨岁月里，还能获得永生的盼望和温暖的安慰，不至于在心爱的珍妃被害之后，彻底被孤独、羞辱、仇恨和疾病摧毁。

澳大利亚学者沙培德在分析清末皇权的变迁时指出：

在此意义上，光绪皇帝接触和接受西方政教之努力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帝王专制的政治体制及其背后的文化道德秩序的失败。

本文作者系四川成都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