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遇的时候，总是相似的部分容易接受，不同的部分受到排斥。五四时从西方拿来的“科学”“民主”这两项，就是“科学”好接受，“民主”就不好接受。

说到科学，其实，就算是我们对科学的接受，也是在技术方面接受得容易；在科学观念科学思想上，我们接受的还是不够的。科学精神中的实证主义，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但科学思想中“形而上”的一面，在中国没能全面接受。在今天的中国，不是把科学纯粹当成是知识与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科学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世界观、人文素养，心灵的境界。科学精神是分析精神，用推理方法去寻找事物的原因。上帝是世界的原因，上帝构成宇宙因果链条的顶点，所以，科学的本质，尤其是理论科学基础科学，是为了解读上帝的奥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科学的真正信仰实际上与对上帝的信仰是一致的。物质世界处在永恒的运动状态，大到天体小到原子，都是不停地运动着。科学承认它们的运动，科学研究它们的运动规律，但科学无法解释它们何以会动，科学就不得不承认：上帝，是万物的第一推动。95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包括霍金《时间简史》在内的一批现代科普系列图书，就叫做：“第一推动丛书”，这实在是意味深长。因为那正是中国缺乏的理解。

科学作为人在此岸世界的一种探寻努力，是人接近上帝的一种方式。科学永远不可能完全地解读上帝的奥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都承认“科学无止境”。这一观念的背后，是人的有限性与上帝的无限。

本质地看，科学不是为了好处与实用。美国花了上百亿美金，把两个探测器弄到火星上去，是为了得什么好处吗？那个昂贵得吓死人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是为了到太空里寻找财宝吗？不是的。是为了以科学的手段，从科研的角度，去认识上帝所造的也是我们所置身的这个宇宙，也就是在认识全能的上帝。并从发现上帝奇妙的创造中，去更深地认识上帝，去敬畏上帝。越是伟大的科学家，越是对上帝充满赞美之情！这种精神在中国没有。说到此，顺便提一句，美国的火星探测器Spirit，国内翻译成“勇气”号，国内不是不知道Spirit是“精神”的意思，他们是在回避这个词。因为“Spirit”有精神、心灵和灵魂的意思，美国用Spirit来命名这个探测器，体现了人追求上帝的精神，而这一精神是上帝安放在人的灵魂里的。大陆官方怕这个词，于是改头换面，用了“勇气”来表达Spirit的意义。中国大陆在去年也弄出了一个“神州五号”，并且大造气氛，为我们也加入了国际太空俱乐部而欢呼。其实，就像我们的道教是在别人的启发下搞出来的那样，如果没有西方的航天事业的启发，中国人可能永远想不到去搞太空研究。中国古代的天文，不是为了研究上帝，乃是为了人间的好处，什么风调雨顺啦，天有什么征兆将显示人间的治乱兴衰啦，如此等等。在中国人的理解中，一说到科学，就看到科学是先进的，科学是进步的，因为“科学养猪”，猪就肥；科学种粮，就高产。这是对科学庸俗化的解释。只看到好处，只看到利益，没看到科学的文化精神。

中国的实用文化还体现在这样一句口号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什么？实践是人的社会活动，人作为有限的存在，人的实践怎么能检验真理呢？牛顿说时空是绝对的，万有引力是客观存在的力。爱因斯坦发现，时空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万有引力是表象，是物质引起了空间的弯曲。玻尔又以测不准原理反驳了爱因斯坦，今后，还会有发展。哪个实践能检验出真理呢？实践只是可以让我们接近真理罢了。

无论如何，科学总能带来直接的好处，能跟实用文化接壤，中国接受得容易。就算我们只接受了科学的皮毛，也算接受了。我们比较顺利地引进了西方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学得很快，没什么抗拒力。现在连度量衡也都接轨了，千米、千克，一改我们多年的习惯。美国还用传统的英制，用加伦之类呢，加拿大还用磅不用公斤呢，我们比他们都先进了。可见，实用的东西，中国引进得很方便。到中国城市看看，外国有的，我们都有了，甚至比他们还多呢。北京比多伦多看上去还豪华呢。求好处，求发达，求富贵，这是我们急功近利之心所对准的目标。尤其在现在中国的经济大潮下，追求财富之心，特别强。追求豪宅、汽车、发大财，在大陆，几乎人人都渴望暴富，渴望成为财主，每个人都有一颗滚汤的发财心。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马太福音》里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财神）”“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满脑子发财念头的人，是不是也难以进神的国呢？要是人们普遍都是想当财主的人，是不是这个民族离神的国还比较远呢？

这种物质之心，使我们今天对现代化的理解，基本上仍然是用实用文化的眼光来打量现代化的。我们对现代化的要求与渴望，也不过是看到并认可现代化的好处：富裕、强盛而已。――实用主义的视角。只图现代化的利益，不考虑其文化，不考虑人的现代化。我们社会的多数人对现代化的理解不仍然是建立在物质层面上的？尽管今天我们不再像当年毛泽东那样，将现代化理解为烟囱林立的厂房，但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现代化仍是与摩天大楼连在一起的。我们将现代化误读为弃旧图新。北京在拼命地拆，拆了古迹，盖上高楼。我们毫不痛惜地终结自己的历史，然后，再像暴发户一样急忙穿上闪闪发光的时装。北京号称七百年历史，其实，除了故宫等古迹，你连七十年的历史都看不到了。实用的眼光，真的是一种很短视的眼光。看不到上帝，就认识不到真理，也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价值。

因为我们这个实用文化，接受西方文化时，非实用的，不能直接看到好处的，接受起来就难了。民主就很难进口。因为，“民主”跟这个实用的文化不容易接壤。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民主这玩意，我们不玩这个，民主不是我们文化中本有的东西。老百姓见了当官的叫老爷，哪敢想到跟官民主一回？阿Q脑袋一热，说了一句“我和赵太爷是本家”，就挨了两个耳光。中国历代农民到了实在过不下日子时，就造反，他们喊的是什么？不是民主，不是平等，他们喊的是“均田地”，是《好汉歌》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我们历史上所有的革命与运动，从来不把民主作为口号提出来。传统的农民起义所提出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平均”。平均是我们的强烈愿望。均田免粮是一种，打土豪、分田地是一种，吃大锅饭是一种，论资排辈也是一种，我们的平均之心很强。在中国文化中，大家就把这个平均看作是“公平”。再细看下去，这个平均，也是以自己不吃亏为平均。要是自己的好处比别人多，就不吭声了，也就不去大叫不公平了。《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不是平均，而是“公正，公义”。公正公义的原则，不是大家都一样。耶稣在“葡萄园做工的比喻”里讲，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一天一钱银子，10点出去，又雇了一批，12点出去、4点出去、甚至6点再出去，又雇了不同的几批，算账的时候，都是给一钱银子，那清早去的就报怨。家主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上帝的公义，并不是人所谓的人人平均人人一样。

上帝真的很奇妙，当你不追求实用的时候，实用的效果会加给你；当你一心追求实用的时候，你可能什么实用也追求不来。爱因斯坦搞相对论，他没想到这东西能用上，他只是想通过这个研究来了解宇宙的本质，来认识上帝。结果，相对论改变了世界，现在的核技术，就来自于他著名的质能转化公式 E＝MC2。莱特兄弟搞飞机试验的时候，没想到飞机能运人运货，成为世界一种重要的运输工具。也没想到他们把这个专利弄到手，准保发大财。他们渴望的是人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他们简直是为了玩。当时的专家说“飞机绝不可能上天！比空气重的东西怎么能飞？”后来莱特兄弟搞出来了，飞起来了。专家又拼命去研究怎么解释飞机能上天的原理，搞出了空气动力学。不是为了实用，结果怎么样？很实用啊。今天的海外学子哪一位不是被飞机从地球那头运过来的？１０个钟头就飞过来了，多实用啊。没有飞机，坐船漂洋过海得一个月，骑毛驴坐火车更不行，太平洋过不来。但这实用的飞机是我们追求实用追求不出来的。我们追求了半天了实用，追到了什么？数数看，从电灯电话电脑电视机可以一直数到抽水马桶，全都实用，没一样是中国人发明的。七十年代我作知青插队的时候，种地用的是锄头铁铲，耕地还是赶条牛，跟汉朝没什么区别。现在是什么都有了，联合收割机也有了，这些东西也都很实用，但都不是我们这个追求实用的民族发明出来的。我们追求了半天实用，什么实用的东西也没弄出来。没有信仰，没有高远的境界，没有对上帝的信仰，最终一事无成。正像耶稣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你越追求实用，越是什么也追不着；你不求实用，一心追求上帝的真道，什么都会加给你。千真万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