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在俄罗斯东正教复兴会议上说；“在艰苦而黑暗的岁月里，玛丽亚.尤金娜以她内心始终不二的真诚，向后人见证了基督信仰的伟大力量。”

1899年，尤金娜出生于俄罗斯涅维尔湖畔一个犹太人家庭，从7岁开始学习钢琴，后来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从1930年开始，尤金娜以其出色的演奏，在苏联各地频繁演出，还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担任教职。

尤金娜在大学期间参加哲学讲座，接触到基督信仰。她透过音乐，看到上帝对自己的呼召。

1917年，尤金娜在日记中写道：

对于我来说，只有一种方式接近上帝，那就是艺术。我不认为我的方式具有普遍性，我知道还有许多其它的路，但是对我来说，只有这一条路是可行的。通过音乐，上帝向我敞开怀抱。

在红色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遭到沉重打击。斯大林宣布“无神论五年计划”，要在五年内消灭东正教，关闭最后一座教堂，消灭最后一个神甫。同时，艺术人士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迫害，动辄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清洗。

用尤金娜的同学、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话说：“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身为基督徒音乐家的尤金娜，意味着要承受双重的危险。

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见证》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斯大林给电台领导打电话，向他们要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第二十三钢琴协奏曲》唱片。电台领导当晚把尤金娜和管弦乐队叫去录制唱片。所有人都吓得发抖，但尤金娜除外。

乐队指挥吓得脑筋都动不了了，人们不得不送他回家，另外又请来一位指挥。第二位指挥战战兢兢地把什么都搞混了，乐队也给他弄糊涂了。来了第三位指挥总算完成了录音。

唱片送到了斯大林手里。不久，尤金娜收到一个装着2万卢布的封袋。有人告诉她，这是在斯大林明确指示下送来的。于是尤金娜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谢谢您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将日夜为您祷告，求主原谅您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祂一定会原谅您。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

任何一个了解这个性格急躁、杀人如麻的暴君的人，都知道这封信意味着什么。

后来，曾为斯大林侍卫长的阿尔卡季耶夫回忆了那个紧张的时刻：“斯大林手里拿着这封信，久久没有声音。逮捕令已经拟好，只要他皱一下眉头，尤金娜就消失了。然而，等了许久之后，斯大林对身边的人说：‘你们走吧，我原谅她。’”

斯大林喜欢尤金娜的音乐，藉着尤金娜视为接近上帝的音乐，斯大林听到了什么？亦或是，尤金娜在信中所提到的谴责和祷告，触痛了他的哪根心弦？

“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来10:35）当无数男子汉活得心惊胆颤的时代，一个柔弱女子因为虔敬的信仰，活出了非凡的勇气。

二战爆发后，斯大林突然发布命令，释放关押在集中营的神甫们，同时开放俄罗斯境内的2万座教堂和修道院。

据斯大林的一名贴身警卫回忆，晚年的时候，斯大林来到克林姆林宫附近的一座教堂里，屈膝跪下，低头不住地祷告。

1953年春天，斯大林猝死在别墅的地板上。房间里的唱片机上，一遍又一遍播放的就是尤金娜弹奏的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

1970年，尤金娜病逝于莫斯科。她终其一生，生活于一个无神论掌权的时代。但她从不掩饰自己的信仰，每个周日坚持到教堂参加礼拜。因为自己的信仰，她屡屡丢失自己工作。

尤金娜生活贫穷，却总是替教会和别人着想。肖斯科塔维奇通过关系，好不容易给她争取了一套房子，她转手给了一个可怜的老太太。她房间的玻璃窗户破了，向别人借了5卢布，但她去参加礼拜时，投到教会的奉献箱里。

帕斯特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苏联被列为禁书。尤金娜上台表演时，忽然停下演奏，拿出《日瓦戈医生》给观众朗诵，以示抗议。

肖斯科塔维奇说：“尤金娜的演奏一向像是在宣教......人们说她是一个圣徒。”她常劝肖斯科塔维奇说：“你离上帝很远，你一定要靠近上帝。”

我看到过尤金娜的一张照片。她坐在椅子上，右手拿着福音书，左手拄在额头上，仿佛陷入深深的思考。那一双深邃的眼睛透过时光，给今天的我带来很大的鼓励----有一种爱，值得我们勉力前行；有一种光，值得我们藐视任何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