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几天的阴云渐渐散去，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运河两岸。

沿着运河岸边的小路一路走来，看到杏花桃花已经开了。路边的枯草里，也点点滴滴露出了新生的嫩芽。

漫长的冬天里，严寒封锁了大地，这里看不到一点生机。但这些草木并没有死去，在土地的深处，它们的根系积蓄着力量，当春风出来的时候，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就像严寒夺不走草木的生命和自由，也没有谁能夺走一个民族语言的生命和自由。语言拥有自由的天赋，虽然时时遭受禁锢和封锁，但总会刺破黑暗，把真相向人们展现出来。

哲学家沃格林说，语言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载体。在我看来，语言更是一个民族生命的载体。一个民族的命运和语言的遭遇息息相关，一种语言的生命里也铸就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力。

作为一个中国人，汉语对于我来说，就像生命一样宝贵。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汉语的音韵像血脉一样在我的生命里蜿蜒流长。我藉着汉语认识了自然万物，认识了文化历史，也藉着汉语认识了爱和真理。

然而回溯时光的长河，这门古老的语言历经重重磨难。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从清代文字狱到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母语遭受刀劈斧砍火烧，伤痕累累却屹立不倒。

漫长的禁锢封闭之后，人类精神的突围总是从语言开始。像民国初期的白话文运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运动，都是从祛魅化开始，恢复汉语的活力和自由。

不仅仅是汉语，很多古老的语言都遭受过种种厄运。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在灭绝犹太人的同时，企图把希伯来语也从地球上抹去。他们在占领区内，把希伯来文圣经、祈祷书以及各种经典统统没收，放火焚烧。

那些充当劳役的犹太人冒着生命危险，想法设法偷出宝贵典籍，挖坑埋藏起来。

立陶宛维尔纳城犹太社区有个叫赫尔曼.克鲁克的图书管理员。当纳粹占领了这里之后，他偷偷转移大量图书，藏在一个隐蔽的地下室里。克鲁克后来被关进集中营，他又把见到的一切悄悄记录下来。他说写作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他虽然会遭到杀害，但他的笔记会比希特勒活得更长久。

就在集中营解放前一天，克鲁克和上百个难友遭到枪杀和焚烧。但有两个人幸运地活下来，其中一个记住了克鲁克埋藏笔记的地点。在这本笔记的封面上，写着这样一首诗：

    克卢加集中营的人常问我

    为什么在这么艰难的时刻还要写作？

    为什么？为了谁？

    我清楚我注定要死，我等待它，

    尽管我内心深藏着对奇迹的渴望。

    我手中颤抖的笔饱蘸墨水

    为了未来的人们，记录下所有一切。

    那一天会来到，当某个人找到

    我所书写的，记录在书页上的恐怖和盼望。

纳粹不仅要消灭犹太人的语言，也辛辛苦苦践踏着本民族的语言。他们一方面对媒体出版严加管制，禁锢人们表达的自由，一方面毫无廉耻地把语言变为谎言。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对媒体喊话说：“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

而今，希特勒、戈培尔的尸骨早已朽烂，不管是希伯来语还是日耳曼语，在经历过血与火之后，依然饱含着勃勃生机。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一部老电影《大逃亡》，讲述了二战期间200多名盟军战俘越狱的故事。

这些战俘关在意大利一个战俘营里，饱受磨难。战争后期，纳粹德国要把他们押送到德国本土的集中营里。盟军战俘知道关进德国集中营意味着什么，他们在莱恩上校的带领下发动起义。这些伤病缠身的战俘乔装打扮，相互搀扶着踏上逃亡之路。

我想，这些战俘的遭遇和某种语言的遭遇有诸多相同之处。当语言受到禁锢，失去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和这些失去自由的战俘多么相似。

就像这些战俘乔装打扮，冲过重重封锁一样，语言也会费劲心思打扮自己，甚至不惜以讨厌的错字别字和病句来伪装。为了追寻自由和真相，满身污泥和伤痕，艰辛地走在大地上。

我们目睹了这一幕让人感动得落泪的情景，一群群衣衫褴褛的伤兵相互搀扶着，冒着炮火和硝烟，顽强地穿过一道道封锁线。在他们前面，阳光已经透过厚厚的云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藉着祂造的，生命在祂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上帝用语言创造这个世界，又用语言照亮人类昏暗的灵魂。自由是语言的天性，没有谁能夺走某种语言对自由的渴望。

对于语言来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撒谎的自由，不是咒诅的自由，而是表达爱的自由，是追寻真相和真理的自由。只要语言不死，一个民族总是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