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恩典的非议

一则故事

坎贝尔( Will Campbel)生长在密西西比州的贫困村庄。他是个书呆子，与四周的乡土环境颇不搭调；勤奋向学的他，最后进了耶鲁神学院( Yale Divinity School)读书。毕业后，他回到南方，被任为密西西比大学( University of MississipI)的宗教主任。那是1960年代早期，正规的密西西比人会围起来防止民权运动分子的攻击，学校学生与行政人员发现，坎贝尔对民族相融的观点是自由派的，他的任期突然中断。

坎贝尔很快就陷入激烈的争战，发起投票人登记，或是导来自北方、充满理想加入民权运动的年轻人。其中有位哈佛神学院（ arvard Divinity School)的学生丹尼斯( Jonathan Danie)，响应金收师“民权支持者空降赛尔玛城”的呼吁，来到南方。多数的志愿者在那次大游行后回家，但是丹尼斯留下来，与坎贝尔成了朋友。

坎贝尔的神学思想在那段日子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因为反对他的人有很多是“好信徒”，但是拒绝其他种族踏入他们的教会，而且任人想要改变偏袒白人的法律，也会受到他们恨恶。坎贝尔在未知论者、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少数敬虔的北方人当中，反而更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有个未知论者就曾质问坎贝尔，说:“用十个或更少的单词告诉我基督教的信息是什么？”诘问的那人名叫伊斯特(P.DEa)，是个报纸编辑，一直把基督徒当作敌人，也不明白坎贝尔何以对信仰如此执著。

有天，我们在住某处或是从那里回来的路上，伊斯特说“用十个英文单字讲清楚。”我就说:“我们都是杂种，不过神还是爱我们。”他没有就我的话提出什么看法，只是屈指数了多少字后，说:“我给你十个英文单字的限制，你如果想重新说一次，还有两个字好用。”不过我没再说，他后来常常提起我那天说的话。

坎贝尔给信仰下的定义，刺痛了伊斯特:坎贝尔毫不知情，伊斯特真的是个私生子，一辈子都被人叫作“杂种”。坎贝尔用了这个词，不只是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也有神学上的正确性:从属灵角度而言，我们都是私生子，却被天父揽入神家中，坎贝尔愈想自己即兴说出的福音定义，愈喜欢。

不过伊斯特将此定义付诸无情的考验。那是坎贝尔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有个名叫柯尔曼( Thomas Coleman)的亚拉巴马官，杀了二十六岁的丹尼斯。丹尼斯因为到白人商店示威抗议被捕，释放后到杂货店打电话，找人来载他，柯尔曼朝他肚子开了枪，开肠破肚。子弹也打到另一个黑人少年背后，伤势严重。

坎贝尔的书《萤火虫兄弟》( Brother to a Dragonly)记录了那晚与伊斯特的对话，坎贝尔回顾那天，视其为“一生中最受用不尽的神学教导”。伊斯特甚至在那悲伤的时刻，攻击坎贝尔的信仰。

“嘿，老兄!咱们来看看，你的信仰定义还经不经得起考验。”我打过电话给司法部、“美国平民自由联盟”( AmericanCivil Liberties Union)、一个住在纳旭威尔市( Nashville)的律师朋友。谈到我挚友的死，我认为是公义不彰、法治完蛋的结果，破坏了联邦法与州法。我用了“红脖子”①、“老土”、“乡下人”、“三KDang”、“蠢蛋”等很多字眼形容南方白人。我读过社会学、心理学与社会伦理，也以这些观念思考或发言。我还读过新约神学。

伊斯特像头狮子紧咬着我不放。“老兄，来啊!咱们谈谈你的信仰定义。”连我弟弟也忍不住对他说:“老伊，你闪人行不行？你看不出大伙都很难过吗？”可是伊斯特挥手要他去一边，绝不肯放过我。

“丹尼斯是个杂种吗？”伊斯特首先问道。坎贝尔回答说，虽然丹尼斯这种温文儒雅的人并不多见，实际上，每个人仍旧是罪人，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的确是个“杂种”。

“好吧!那么，杀丹尼斯的柯尔曼是个杂种吗？”坎贝尔这个问题回答得很流利:那个杀人的混蛋当然是个杂种。

伊斯特然后把椅子朝他拉近，直视坎贝尔布满血丝的眼睛说:“那你认为这两个杂种，哪一个是上帝的最爱？”问题如万箭穿心，直中他的要害。

突然，每件事都变得如此清楚分明。每一件事。我恍然大悟，走过去拉开帘子，直视缤纷的街灯，开始又哭又笑。那是很奇特的经历。我还记得自己是在理清悲喜交集的情绪，到底为何而哭、为何而笑。然后，每件事突然清楚明白了。

我是在笑自己，笑自己二十年的牧养事工，不知不觉间成了培养自由派思想的温床……

想到有人可以走进便利商店，朝着一群没有武装、喝饮料、吃饼干的人开枪，把一个人弄得五脏俱裂，又朝另一个人发子弹，穿透那人的骨肉，而上帝竟然会还他自由；说实话，我根本忍受不了这种想法。然而，若非如此，也就没有福音、没有好消息了。除非相信那是真理，否则我们只有坏消息，又回到只有律法的世界里。

坎贝尔那晚领悟的道理，是对恩典的崭新见地。白白的恩典不仅施予那些不配的人，也施予那些不该得的人。恩典施予民权运动游行分子，也施予三KDang的人；施予伊斯特，也施予坎贝尔；施予柯尔曼，也施予丹尼斯。

这个信息深植于坎贝尔心中，他好像经历了一场“恩典的地震”，于是辞去“全美教协”( National Couneil of Churches)的职务，成为他挖苦自己说的“红脖子的使徒”。他在田纳西州买了一座农庄，与种族主义分子的三KDang来往，也与弱势民族或白人自由派来往。他知道:有很多人志愿帮助弱势民族，但是却不见有一人对柯尔曼之类的人做工作。

我很喜欢坎贝尔的故事，因为我是在亚特兰大长大的，曾以种族主义为荣。简言之，我喜欢坎贝尔的故事，因为有段时间，我更像柯尔曼而不是丹尼斯。我从没杀过人，但我确实恨过人。当年，第一家黑人迁入我们那一区，三KDang在他们前院草坪上烧十字架，我高兴得发笑。像丹尼斯那些北方人被杀，我跟朋友耸耸肩说:“该杀，谁要他们下来惹麻烦!”

我看清自己的真面目，原是个值得可怜的种族主义分子，是个披着福音反福音的伪君子；当那一刻来临，我好像要淹死的人，紧抓着恩典的应许:是赐给那些不该得的人，像我一样的人。无恩心态间或复发，诱使我相信:如今已蒙光照的自己，品行当然远比那些心态狭隘的“红脖子”或是还没有开窍的种族主义分子更崇高。然而，我知道真相为何:“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我知道，我是以自己最精糕而非最好的样子，亲眼得见神的爱，而奇异恩典拯救了像我一样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