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悠长的文学史当中，没有人比托尔斯泰更能描绘出生命丰富的内涵。

正如伍尔芙（Virginia Woolf）所表达的：

一位托尔斯泰的传记作家提到，当他放下《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而回到“真实的生活”，就感觉到他是回到一个比托尔斯泰的作品更逊色和不真实的世界。

我有过完全相同的经验。我的世界因为这位跟我分隔半个地球和将近一个世纪的作家的小说而活起来。

当托尔斯泰描写春天，小花朵怎样从那块回暖的冻土吐出芽来时，他也同样投入地描写宗教狂喜经验的丰富感和重要性。这样做的时候，他教会了我怎样去超越自己。

现在回望成长时那南方基要主义的隔绝心态，我怀疑自己那时或许有点自恋的问题。（或许所有的青少年都是那样?）我是通过教会和家庭的封闭窗户去看世界，无法超越自己的理解（举例来说）一个阿拉巴马农村的小佃农或布朗斯的波兰移民，更不要说一个19世纪俄罗斯贵族或农民的观点。

托尔斯泰将窗帘打开，呼唤我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特别召唤我里面对贫苦人的悲悯心。在他写作的时代，俄罗斯有五千万农奴；占总人口差不多一半的人根本就过着奴隶的生活，被他们的主人所拥有。

托尔斯泰生活和写作的地方就是祖先的产业，他还承继了数以百计这样的农奴，其数目随着他在赌局的输赢而疯狂地上落。

然而，跟其他的地主不同的是，他常跟他的农民来往并且认识他们。

最后他觉悟到农民所过的生活比起他的贵族生活丰富和有趣得多：一个劳动者的生活，其劳动方式变化无穷，其危险性跟这工作在海上还是地底下进行相关；他的移徙，令他可以跟他的雇主、管工、伙伴以及不同宗教、不同国籍的人的交往；他跟大自然与野兽间的争斗，跟家畜的连系，在森林、草原、田野、园林、果园的工作……

这一切对我们这些没有兴趣和没有宗教知觉的人来说似乎颇为单调——相对于那些细微的娱乐和我们生活中无关痛痒的琐事——那种既疏于劳动又不事生产，只管消费和破坏其他人替我们生产的生活。

我们以为当时我们那个阶级的人所体验的感受是很重要且多变的；但事实上我们那个阶级的人差不多所有的感受都可以概括为三样非常微不足道和简单的感觉——骄傲的感觉、性欲的感觉和生活苦闷的感觉。这三种感觉及其附带的衍生，就差不多构成了富有阶级艺术的唯一主题。——《艺术是什么？》（What Is Art?）

农人的普通生活跟像他那样的有钱人的放纵生活之间的分别逐渐侵蚀着托尔斯泰，使他写作的能力近于瘫痪。

他的农工似乎明白生活和工作的意义，知道怎样去忍受苦难，并且了解死亡的位置——这一切对于他都是不可理解的谜团。

他研究佛陀、叔本华和耶稣的哲理，为这些谜团寻找自己的答案，却找不到解脱。

最后，他发现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他想得不正确，而是他生活得太糟糕。他只是依附在他的工人后面的寄生虫，根本谈不上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我内心压抑着一种痛苦的感受，我只能描绘为对上帝的寻索，”他写道，“那是一种恐惧的感觉，孤苦无依，独自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并盼望从什么人得到帮助。”

事实上，那寻索强烈到一个地步，以致托尔斯泰转离他的艺术使命，差不多专心致志地去解决有关意义的重要问题。让文学评论者和渴望读到更多伟大小说的读者感到沮丧的是，他将自己生命最巅峰的几年投身于宗教思想。

作为一个作家也作为一个人生旅客，他在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之间挣扎。他数以百页的笔记本里填满了他的属灵日记，建立了一套高度道德化的审美观（艺术是什么？），并著书阐述他的宗教信念。

托尔斯泰拥有独特的能力去描绘这个世界，他仿佛是第一个真正看见犁锄翻起坚硬的土块或听见冰块在冻结的河流裂开的人，他也仿佛是第一个真正认真地对待福音的人。他如实地理解耶稣直接的命令并尝试实践出来。

“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耶稣告诉那有钱的少年官。读过之后，托尔斯泰释放了他的农奴、放弃了他的版权，并开始处理他那庞大的不动产。

为了认同普通人，他穿起农民的衣服，制自己的鞋履，并开始在田里工作。跟他的小说不同，托尔斯泰的属灵著作挑起了各方面的争论。

例如圣雄甘地就深受感动，并称托尔斯泰的《上帝的国在你们里面》（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为他非暴力、简朴和甘愿贫穷等指导性原则的灵感泉源。

在托尔斯泰的年代，那些理想主义者、革命分子、苦行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鱼贯地走到他的屋子，要听他就公义和人性尊严所作的有力讲论。

然而，一个甘地可能被托尔斯泰的崇高理想所感染，另一个读者却因着托尔斯泰痛苦地无法实践那些理想而产生抗拒。托尔斯泰在福音书里所读到的，像火焰般吸引着他；他的无法实践却至终毁灭了他。

托尔斯泰像所有基督徒一样，在某个程度上都感受到这种压力的折磨，那也是我在青少年阶段感到的苦恼。他写到他的宗教信念，并尝试活出那信念，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立就像阴魂般驱之不散。

小说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评论托尔斯泰的十三册日记时说道：“托尔斯泰的艺术阳光甚少透进他持续不断的道德主义和自我轻蔑的修士牢房。”

托尔斯泰关于诚实与改革的尝试导致了自己家庭无尽的问题。

作为一个年轻的军官，他有过不少的情妇，曾是妓院的常客，荒宴醉酒，有几次还染上性病。他忠实地将这一切的荒诞行径收录在日记中，在结婚前四天还坚持让他的未婚妻，一个十八岁的端庄女孩，阅读这些可怕的记录。她自此没有释怀。

“当他吻我的时候我常常这样想，‘我并不是他爱的第一个女人’。”桑妮亚?托尔斯泰在她的日记中这样写。

她可以饶恕他在军中的韵事，但他跟阿欣雅的恋情却不能，那个农家女仍然在托尔斯泰的物业中工作。每次她看见阿欣雅的儿子，都看见自己丈夫的特征。

当他宣布要放弃自己的书籍版权时，她悲叹他将财富分给无关痛痒的人，而“自己的孩子和孙儿则吃黑面包就够了”。

他对产业的漠不开心拖垮了家庭的收入；他对版权的放弃则剥夺了他子孙的权益。托尔斯泰认为是迈向圣洁的步骤，桑妮亚却视为愚妄和对家庭的侮辱。

当我读托尔斯泰的日记时，我看见自己偶尔跃向完美主义的过往片段。那些日记记录了很多托尔斯泰跟家庭之间的冲突，但更多是托尔斯泰的自我冲突。

他希望达到完美的意愿使他设计出层出不穷的规则。

他放弃了打猎、香烟、酒精和肉食。他决定要变卖或丢弃所有多余的东西——钢琴、家具、马车——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从地方长官到乞丐都是一样。

他草拟了建立情感意志的规则，也草拟了发展高尚情操和去除卑劣情绪的规则，并令意志降服于爱。

只是他始终无法达到遵守规则所必要的自律。他最后留下了钢琴和家具。他将物业转到妻子的名下，仍继续住在那里，而他的素餐则由戴白手套的仆人侍候。

不止一次地，托尔斯泰公开地发誓节欲（耶稣不是曾经嘉许过吗?）并要求分房而睡。那个许诺他亦守不了多久，桑妮亚曾十六次怀孕的消息被公诸于世，更是叫他感到惭愧。

他在日记里写到妻子坚持一种“正常”的生活，阻挠了他的属灵实践。屈服于自己的性需求后，他通常会加上一句“就像犯了罪那么讨厌”之类的评语。桑妮亚在他有生之年都在继续读他的日记，并常常地感到痛苦。

有时托尔斯泰也进行大规模的善举。饥荒侵袭他那地区的时候，他花了两年的时间组织救援工作，设立临时医院，照顾穷乏有需要的人。

跟文学疏远了一段长时间后，他在七十一岁写了最后一部小说《复活）（Resurrection），以支持杜科波尔教派（Dukhobors）——一个为数一万二千人而被沙皇迫害的重洗派组织——捐出所有收入资助他们移民加拿大。

托尔斯泰直接从登山宝训所引申的非暴力哲学，影响力远远超过他的在生之年，承继这理想的包括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然而从任何角度来看，托尔斯泰对圣洁的追求始终是差强人意。

简单来说，他无法实践他所宣讲的。

他的妻子说得好（虽然明显带有偏见）：他没有太多真诚的温情；他的恩慈并不是发自他的内心，而只不过出于他的原则。

他的传记说到他如何帮助佣工提水，但从来没有人知道他从来没有让妻子休息，也从来没有——在这整整三十二年来——给他的孩子一杯水喝或在他的床边花五分钟，让我有机会从我那堆工作中稍事休息。——摘自桑妮亚的日记 

“他的爱在哪里？”她在一次激烈的吵架后质问。“他的不反抗?他的基督教信仰？”他从来没有向那些她付出大部分时间的孩子表达过爱意。这位曾宣称热爱人类的，却不知道如何去爱任何个别的人，甚至是他自己的家庭成员。

托尔斯泰向完美的热切迈步并没有导致任何和平或宁静的迹象。直到他离世的一刻，那些日记和书信仍然不断循环地回到失败的可悲主题，暴露了福音的理想与他生命的矛盾之间的鸿沟。

他诚实得无法自欺，难以平复那控诉他的良心。有些人说他是个伪君子，但一个伪君子是假装成为某人，而托尔斯泰却比任何人更清楚自己的不足。

整理：叶子